自那日“火锅事件”后，刘芒仿佛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他不再消极怠工，不再偷奸耍滑。
每日天不亮就起床，捧着沉重的竹简在晨光中诵读；夜深了，书斋里还亮着灯，是他伏案抄写的身影。
从今天起，请叫我“勤奋好学刘小郎”！
他心中憋着一股狠劲，一个无比坚定的目标——我一定要让蔡邕这个老古板为掀翻我的火锅后悔！而报复他最好的方式，不是捣蛋，不是逃跑，而是……用他最看重、最引以为傲的“学问”，把他拖垮！
第一步，就是疯狂学习！背！死记硬背！管他懂不懂其中微言大义，先把文字刻进脑子里再说！《诗》、《书》、《礼》、《易》、《春秋》，蔡邕要求的经典，他背；《论语》、《孝经》、《史记》，扩展阅读，他也背；
甚至连蔡邕书斋里那些相对冷门的《法言》、《太玄》、《楚辞》，他都拿来囫囵吞枣地啃。
背不够？那就抄！一遍不行就十遍，直抄得手腕酸麻，墨迹染黑了指尖。
起初，这过程痛苦无比，那些佶屈聱牙的文字如同天书。
但渐渐地，刘芒发现，当自己真正沉下心来，注意力高度集中时，记忆力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或许是穿越带来的某种福利，或许是这股“复仇”的执念激发了潜能，他发现自己背诵的速度竟然越来越快，虽然离“过目不忘”还差得远，但也远超寻常学童。
其实刘芒想多了，以前他就是打心底里排斥读书，哪读的进去，他本身就不是迟钝之人，如今憋着一股“狠劲”，当然事半功倍。
蔡邕对刘芒这突如其来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感到十分惊讶，甚至有些措手不及。
这就好比一个常年垫底、调皮捣蛋的问题学生，突然变成了悬梁刺股、废寝忘食的学霸！
课堂上，刘芒的眼神不再是迷茫和游离，而是充满了求知若渴的光芒，紧紧跟随着蔡邕的讲解，时而凝神思索，时而奋笔疾书。
那种孜孜不倦、仿佛要把先生肚子里学问都掏空的劲头，让蔡邕在惊讶之余，也不禁暗暗点头，甚至生出了一丝“孺子可教”的欣慰。
难道那日一顿责骂，真的把这顽石点化了？
两个月后的一日，蔡邕在讲堂上讲解《诗经·周南·关雎》的首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这本是启蒙级的诗句，讲解重点在于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以及“后妃之德”的象征意义。
刘芒在课上听得“聚精会神”，频频点头。
课后，刘芒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学术热情”。
他不仅翻遍了蔡邕提到的毛亨、毛苌的《毛诗故训传》，还跑去太学门外的熹平石经处，顶着烈日，仔细核对《鲁诗》、《韩诗》等不同版本的刻文。
他甚至通过一位师兄，结交了一位年老通晓古音的老人家，虚心地向对方请教先秦时代的发音。
几天后，蔡邕在课堂上再次提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时，刘芒恭敬地起身，抱着一大摞他整理好的笔记竹简，开始了他的“学术发言”：
“先生，”他语气谦逊，眼神却闪烁着“求真”的光芒，“学生近日查阅《齐诗》、《鲁诗》异文，发现此‘洲’字，或有版本作‘州’者。学生又考《尔雅·释水》，‘水中可居者曰洲’，然《释诂》又云‘州，聚也’。若此句依别本作‘在河之州’，解作‘雎鸠鸣叫于河水汇聚、沙石积聚之地’，其意境是否比单纯解为‘水中陆地’更显生机勃勃，富有动态之美？更能体现雎鸠择良地而栖的习性？”
他顿了顿，继续道：“再者，学生前日有幸请教宫中旧人，听闻古音‘鸠’、‘洲’（或‘州’）、‘逑’等同属幽部，发音相近，韵律若以古音诵之，更为铿锵圆转，有回环往复之美。学生愚钝，敢问先生，我等今日研习《诗》，是应恪守《毛诗》一家之言，以求稳妥，还是应博采众长，考校异文、推求古音，以求最接近圣人编订《诗》三百时之本意？”
这一番话，引经据典，考据扎实，问题尖锐且直指学术核心！
表面上，这是一个勤奋好学、善于思考的弟子提出的高质量疑问，完全符合“精益求精、探求真理”的治学精神。
然而，这个问题本质上，却牵扯到汉代经学的一大公案——今古文《诗经》的版本差异与诠释权之争。
《毛诗》属于古文学派，而《齐诗》、《鲁诗》、《韩诗》则属于今文学派，各家对字句、释义乃至微言大义的理解都有不同，彼此攻讦千年，堪称一笔糊涂账。
刘芒这个问题，等于是把蔡邕直接推到了要与整个今文《诗》学体系进行辩难的境地！
蔡邕若认真解答，就需要详细梳理四家《诗》的源流、异文、训诂，乃至背后的学派思想和政治背景，这绝非三言两语能说清，足以讲上大半天，让其他只想听懂“关关雎鸠”表面意思的弟子们昏昏欲睡。若简单斥回，说“依《毛传》即可”，则又有违他平日教导弟子要“严谨治学”、“多闻阙疑”的原则，有损其大儒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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