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二，龙抬头，法正司正堂。
晨光透过新换的明瓦天窗洒进来，将这座原本属于刑部闲置库房的建筑照得通透亮堂。三个月前，这里还堆满积灰的卷宗和破损的刑具；三个月后，它已成为大昱朝最特殊、也最引人注目的官署。
正堂的布置很特别——没有传统官署常见的“明镜高悬”匾额，也没有威武的衙役雕像。取而代之的，是一面占据整堵东墙的巨大木质展板。展板上用细绳和铜钉固定着上百张图纸、证物照片（用西洋镜投影绘制）、案情关系图，以及用不同颜色丝线连接的线索脉络。
展板前，陆清然站在一张长条桌案后。她今日未着官服，而是穿了一身特制的深青色工作服——窄袖收腰，下摆及膝，便于活动。长发全部束起藏在同色头巾里，露出光洁的额头和沉静的眼睛。
桌案上铺着三份厚厚的文书。
左边一份，封面上写着《大昱法证司章程（试行草案）》，共七章四十二条，详细规定了法证司的职权范围、办案流程、证据标准、以及与其他衙门的协作机制。
中间一份，是《各州府法政分司建设规划》，包括选址标准、人员编制、设备清单、年度预算等。每一页都有详细的批注和数据支撑。
右边一份，最薄，但最重要——《法证学堂筹建纲要》。这是陆清然花了整整十天，结合现代法医学教育体系和古代实际情况，制定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堂下站着二十余人。
有法政司现有的书吏、仵作、画师；有从大理寺和刑部调来的熟悉刑名的官员；还有几个通过特殊渠道招募的、对“格物致知”有浓厚兴趣的年轻士子。他们年龄不同，背景各异，但此刻都站得笔直，神情专注地看着陆清然。
“从今日起，法证司不再是一个临时查案的衙门。”陆清然的声音在空旷的正堂里清晰回荡，“它将成为大昱刑狱体系的基石——一个独立、专业、以科学证据为唯一判案标准的机构。”
她拿起左边的章程草案：
“这份章程，三日后将呈送陛下御批。核心原则有三：第一，法证司独立勘验，不受其他衙门干涉；第二，所有证据必须可检验、可重复、可追溯；第三，法证结论只对证据负责，不对任何人的意志负责。”
堂下一片寂静。
这些原则，每一条都在挑战现有的司法体系。
一个从江南刑部调来的老主事忍不住开口：“陆大人，下官斗胆一问——若法证司的结论与三司会审的意见相左，当以何为准？”
“以证据为准。”陆清然回答得毫不犹豫，“如果法证司的证据链完整无缺，而三司会审的结论与之矛盾，那么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三司会审漏掉了关键证据，要么——有人刻意扭曲事实。”
这话说得太直白，堂下响起轻微的吸气声。
陆清然不以为意，继续道：“当然，法证司的结论也需要接受监督和复核。章程第四章规定，重大案件的勘验结果，需由至少三名资深法证官独立验证，并留下完整的实验记录。任何人有疑问，都可以调阅原始记录重新检验。”
她顿了顿，看向那位老主事：“陈主事，您在刑部三十年，经办过大大小小七百余案。您应该最清楚——有多少案子，是因为证据不足而草草结案？有多少冤屈，是因为没有科学的勘验手段而无从申雪？”
陈主事沉默了。
他想起三年前那桩轰动江南的“富商杀妻案”。妻子暴毙，丈夫有重大嫌疑，但尸检只凭老仵作“口鼻有血沫”就断定是中毒，最后丈夫被屈打成招。半年后，真正的凶手——妻子的情夫——在另一起案子中落网，才供出实情。可那时，丈夫早已死在狱中。
如果当时有更专业的尸检……
“下官明白了。”陈主事深深一揖，“陆大人高瞻远瞩，下官愿全力配合。”
陆清然点头，拿起中间的建设规划：
“章程是骨架，分司是血肉。按照规划，今年之内，我们要在江南、陇西、蜀中、岭南四地，先行建立法证分司。每处分司配备基础勘验设备、专业法证官三人、辅助人员十人。明年，扩展到全国十三道。”
她走到墙上的巨大地图前——那是她请工部绘制的、标注了各州府人口、案件数量、现有刑狱资源的详细地图。
“选址标准有四：第一，交通便利，便于辐射周边；第二，当地刑狱案件量大，有实际需求；第三，有相对开明的地方官支持；第四——”她的手指点在地图上的几个点，“避开世家大族和权贵势力盘根错节的区域，减少不必要的干扰。”
一个年轻士子忍不住问：“陆大人，为何要避开权贵？法证司不是有陛下支持吗？”
“陛下的支持是后盾，不是盾牌。”陆清然转身，目光扫过所有人，“法证司要立足，靠的不是圣宠，而是公信力。如果我们一开始就陷入与地方权贵的缠斗中，哪怕最后赢了，也会给人留下‘党同伐异’的印象。我们要做的，是用实实在在的案子，证明我们的价值。等到百姓信了，地方官信了，那些权贵自然不敢轻易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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