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甘平定回民起义、贵州镇压苗民起义时，也不再以修筑营垒为首要任务。由此可见用兵之道并无固定模式！然而扎营毕竟是自古沿用的基本战术，终究不能完全废弃。臣认为，直隶练军应当增加扎营训练。每月拔营行军一次，以行进二三百里为标准。让士兵亲自修筑营垒、挖掘壕沟，以培养吃苦耐劳的作风；不乘坐差役车辆以习惯步行，并增募长夫，负责砍柴汲水等负重差事。
至于兵部大臣提出的士兵应注重衣冠礼节一事，臣认为在军营操练时，可以穿戴整齐以练习礼仪；但拔营行军时，仍应包头短衣以求简便。这些都是张弛有度、择善而从的做法。臣先前奏折中请求加强统领权力的建议，正是因为平日事权不统一，临阵指挥就会失灵。
臣在南方时，曾见巡抚大帅所辖各营，平日没有固定统领，临战才临时抽调数营，派一将领统率出战，终究难以让士卒拼死效力。而江西、湖南等省能侥幸成功，多因有得力统领，其权威素来厚重。临阵指挥进退的将领，正是平日负责拨饷选将、主持赏罚之人。士卒耳目有所专注，心志没有疑虑，因此才能战无不胜。
臣主张军权应当专一，本意正是如此。不过也幸亏遇到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杨岳斌、多隆阿、鲍超、刘铭传、刘松山等将领，有的隶属臣部，有的隶属他部，都因被授予重权而建立功勋。倘若用人不当，权力也不可轻易授予。兵部大臣所议“得良将则战功日增，遇庸才则流弊无穷”，确实是公允之论。
良将可遇而不可求。今后直隶练军统领人选，臣定当仔细考察。若遇杰出人才便破格优待，使其尽展所长；若遇中等之才则多加约束，防止其逾越本分，如此方能两全其美。兵部大臣又建议将领与士兵相互熟悉，可收指挥如臂使指之效。还提到转弱为强不必从外地借调人才等主张。
臣认为，就士兵而言，绝无让外省客军补充本地兵员的道理，客军士兵也不愿补入远省正规军。但就军官而言，武职从最低品级到提督、总兵都可在外省任职，何况直隶乃四方辐辏之地，更是志士报效之区。因此各地将领中若有出色者，都可酌情调来直隶，不应视为借调人才。
直隶练军一事，经反复商议，不外两途：一用本镇将领训练本镇兵丁，一调南省战将教练北省新兵。前此试用本镇将领统带六军时，虽号令易通，而全军难振锐气；及用南将统带时，士气稍扬，又苦上下情谊未孚。欲除两弊，若本管官统率无方，当查实懈惰情形予以更替；若南将与兵丁隔阂，则须令其久处诚感，以渐融洽。
现拟于前留四千人外先增练三千人，渐复旧规：古北口增千人，由老成持重之提督傅振邦统带；正定镇练千人，由素着勇名之总兵谭胜达督率；保定增千人，则以前琼州镇彭楚汉以南将身份统领。中军冷庆所辖千人暂分两部，俟验明实效后再行归并。此乃调和兵将之策，循序渐进以成劲旅。
现拟定练军规模为四军，其中两军驻守京北，两军驻守京南，每军各三千人。若统领操练得法，可视情况扩充至四五千人。此方案请旨下各部议复后试行，待见成效再定立正式章程。后来直隶练军成效显着，各省相继效仿，军营风气为之一新，此练兵之法实由曾国藩首开其端。
同治九年五月，天津突发教案，民众因怀疑教堂涉及拐卖幼童，群情激愤之下打死法国领事并焚烧教堂。朝廷急命曾国藩前往查办。他主张审慎行事，既不可激化矛盾，又须秉公处置，既要维护国家体面，又当采取怀柔之策。最终严惩肇事凶犯，将处置失当的天津知府、知县革职问罪，并申明办理外交必须坚持和议原则。
曾国藩在奏折中陈述，自道光朝以来对外交涉屡屡失利，根源在于朝廷决策摇摆不定。而今能维持十年太平，全赖坚持和议方针。天津教案实属民众激愤所致，并非官府蓄意挑衅，朝廷宜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同时整军经武以备不虞。八月间，朝廷调任其为两江总督，曾国藩虽以目疾为由请辞，但朝廷以其深谙江南政务为由未予准许。至十一月，复命其兼任通商事务大臣一职。
同治十年，因湖北地区原属淮南盐引的销售区域被川盐侵占，曾国藩与湖广总督商议后决定划分销售区域：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专销淮盐；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荆门五府一州暂准销售川盐。湖南巡抚奏请在永州、宝庆二府试行官运粤盐，曾国藩则坚持认为该地区无需改运，最终朝廷采纳其建议。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病逝，临终奏疏呈递朝廷。
朝廷下谕称：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精深纯正，器量见识广博深远，秉性忠诚，操守清廉正直。自翰林院时便蒙宣宗成皇帝特别赏识，屡次提拔至卿贰高位。咸丰年间创建湘军，剿灭太平军，转战多省，屡建显赫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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