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陈岱云出守吉安序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冬至日，翰林院编修、茶陵人陈源兖奉命出任吉安知府。次日入宫谢恩时，皇上问道：“礼部奏章中提到，你妻子申请过旌表，可有此事？”陈源兖立即叩首谢恩：“臣妻蒙圣恩获准旌表孝行。”“她因何值得旌表？”陈源兖便简略陈述了妻子的事迹，约略说了十分之一。皇上听后赞叹不已，给予的慰勉之辞极为恳切。陈源兖出宫后，流着泪对人说：“天子竟能体察臣子家事，我陈源兖该如何报答圣恩？”
此前陈源兖曾患重病，其妻易安人不顾性命全力救治，最后割下手臂肉入药给他服用。陈源兖病愈后，易安人却染病不起，数月后产下一子，孩子满月时她便去世了。我曾为其撰写墓志铭，其中提到“忧劳成疾，终至不支”。灵柩归乡后，陈母对亲戚说：“她生前尽心侍奉我，又为陈家延续香火立下大功。”对乡邻也如此称颂。乡人将她的孝行上报官府，经礼部奏请，不几日陈源兖便接到出任吉安的诏命。此时陈源兖难以自持，常说：“我受君王厚恩，妻子又救我性命。这三重恩情未报，该如何偿还？”每每对人叹息，日夜愧疚不安。不久将离京赴任，我便上前劝慰道：
你的心意已近乎极致，但尚未明白持守之道。所谓忠孝，若每件事都要刻意追求，则日不暇给，关键在于践行内心不得不为之事，如此而已。人之初生，本都怀有对生命根源的不忍之心。先王制定侍奉双亲的礼仪，冬温夏凊、晨昏定省，父母患病则亲尝汤药，劝谏父母则声泪俱下，这都是顺应人情而制定的规范。侍奉君主的道理也是如此。父母养育我，而天地先于父母生养我，君主则是后天成就我的人。唯有对父母怀有不忘根本的不忍之心，才能推己及人爱护自身并延续子嗣；唯有对天地怀有不忘本源的不忍之心，才能将这份情感扩展至效忠君主并爱护百姓万物。
因此，人在家时恪尽子女本分，出仕则为朝廷效力、勤勉政事。这并非刻意追求虚名，而是内心有所感发，不得不如此作为。先王的教化衰微后，人们不能自觉遵循正道，才开始追逐名号而行事，内心却毫无触动。用美食奉养双亲，未必发自真心敬爱；恭敬地朝见君主，未必出于真诚尊崇。等到为官时，朝廷早上下令编查保甲，傍晚下令兴修水利、恢复常平仓，便挑选名目最光鲜的政令来张扬，全然不思考其中深意。外在的标榜如此浮夸，内在的修养却这般败坏。
所以虚浮的名目，正是使人丧失良知、败坏事务的根源。孔子说：“人若无仁心，礼仪又有何用？”这是说本心既已丧失，便不能用虚文来粉饰。贤者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当从内心不得不为之事入手。盗贼横行，才不得不推行保甲制；旱涝饥荒，才不得不兴修水利、设立常平仓。若措施不合实际，便不得不反复思考，不断请教，直到尽善尽美为止。持之以恒地钻研，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古时有人割臂疗亲而立即见效，那是被逼到无可奈何的境地，其诚心已能穿透金石。如今有人虚慕奇行而向众人标榜说：“我要效仿古人割肉疗亲。”求名之念在心中炽烈，求效之情在表面流露，那么事到临头必定不会真做，即便做了也不会灵验。如此说来，你若想上不负君王父母，下不愧贤妻，便该明白如何行事了。我承蒙你以知己相待，除此之外别无他言。至于聚散缘由，则另作诗篇记述。
书学案小识后
唐鉴先生编纂《国朝学案》，嘱托我校对文字并付印。完成这项工作后，我恭敬地在书后题记：
上天化育万民，赋予他们刚健柔顺与五常之性，岂止是为了个人修养，更是要让他们教化百姓、改善世道，弥补天地间的缺憾。对于天下万物，没有不应该探究的。天地确立的法则，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百姓的生息繁衍，鬼神的真实情状，草木鸟兽的顺遂生长，乃至洒扫应对的日常琐事，都是我们本性分内应当关注的事。
因此说：“万物之理皆备于我。”人是天地之心。圣人的智慧足以通晓万物，才能足以随机应变而处处合宜。然而他们不敢放纵己见而刚愎自用，必定寻求权衡的标准来规范自己。以舜的睿智明哲，尚且勤于询问考察；周公遇到不合情理之事，便夜以继日地思考。孔子是圣人中的集大成者，却仍致力于钻研古籍、勤勉求知。颜渊、孟子这样的贤人，也说要“博学于文”，说要“集义养气”。要完善我们本性中的根本，就应当明了万物千差万别的等级；要通晓万物的差别，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接触事物而穷究其理。所谓“即物穷理”，是古代圣贤共同遵循的准则，并非朱熹一家的创见。
自从陆象山提出“本心”之说，明代王阳明继承其思想并发扬光大。其学说以“良知”为主旨，认为人心自有天理，不必支离破碎地向外物探求。天理固然存在于心。但若只凭目测巧技，不辅以规矩准绳，岂能确保无误？况且像舜、周公、孔子、颜回、孟子这样智慧超群之人，尚且勤于考察询问、夜以继日思考、钻研古籍、广博学习、积累道义，更何况资质平常之人，又受物欲牵累，却声称每个念头都不违背天理，这难道不是自欺吗？自此之后，追随此说者数以百计。虽有豪杰之士想纠正其偏颇，但每提出一种新说就产生新的弊端。高攀龙、顾宪成的学说以静坐为主，所重视的仍是知觉。这就是改变旧说而产生新弊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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