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氏嘉言序
士人修养品德砥砺行为，不过是为了求得内心安宁罢了。没有私欲而行善，无所畏惧而不作恶，这是圣贤一类人心中有所得而不迷惑的境界。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能自觉完善自己的本性，大多不劝勉就不进取，不惩戒就不改正。圣人因此用祸福的道理来引导他们，这样做就吉祥，不这样做就凶险。使贤能的人通过努力接近安宁，使愚昧的人因害怕惩罚而减少罪过。所以《易经》讲积善余庆、积恶余殃，《尚书》告诫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先王用来造福百姓的方法，其道理就在于此。
自从秦朝以武力夺取天下后，后世王朝大多以小国侍奉大国，弱者供养强者。强横霸道之气充斥世间，圣贤与奸邪之人都在这股气运中流转，有时甚至天理敌不过气数。行善之人未必得福，作恶之人未必遭祸。于是佛教便乘势宣扬轮回因果之说。按照这种说法，即使积恶之人，只要立即悔改就能获得极大善报；而那些死不悔改者，死后将遭受极残酷的惩罚。百姓喜欢这种容易忏悔的方式，又害怕那些未曾亲见却描述惨烈的惩罚，因此十之四五的人都会因恐惧而改过自新。
水总是向下流，但趵突泉却能喷涌而上；火本应燃烧万物，但盐井中的火遇物不焚，遇烛反灭，这些都是反常现象。当戾气感应时祥瑞降临，顺气感应时灾祸发生，同样属于反常变化。君子谈论“福善祸淫”的道理，就像说水往下流、火会燃烧一样，只是阐述常理而已。常理确立后，纵有百般变化，也不能动摇这个道理。因此从天下普遍真理来看，儒家学说颠扑不破，而佛教之说实属虚妄；但从后世社会变迁和人心教化来看，佛教警醒世人的功效与儒家大致相当，也不应过分贬低而全盘否定。
河间纪晓岚先生学识渊博，记忆力超群，诸子百家的着作无不考辨源流、探究本旨。他所着的《阅微草堂笔记》五种，考证文献，搜集神怪故事，世间百态尽收其中。其主旨在于劝善惩恶，推崇中国圣贤流传的至理名言，同时也不排斥佛教学说。选取百姓容易接受的道理，委婉详尽地分析解说，以警醒世人。当时几乎家家户户都藏有此书。
宛平县令徐春泉对此书尤为喜爱，从中精选出最能警醒世人的内容，另行辑录成册，命名为《纪氏嘉言》。那些与劝善惩恶无关的内容，则一概不予收录。书版刻成后，徐君将书赠予曾国藩阅读。如今世风日下，想要人们毫无私欲而行善，无所畏惧而不作恶，已经很难实现了。倘若有一种方法，能够引导百姓回归淳朴，稍微遏制他们无止境的欲望，这难道不是肩负教化责任的士大夫应当做的事吗？如今我徒然享受朝廷俸禄，却对世道人心不能有丝毫补救，看到徐君如此热忱于教化之事，实在令我倍感惭愧。
金殿珊先生六十寿序
从前我读韩愈《符读书城南》诗时，私下责怪他不以圣贤之道教导儿子，反而用公卿禄位来引诱，何其浅陋！后来仔细思考，古今设立科举取士制度，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想要选拔那些明白先王忠孝之道并能身体力行的人，让他们共同治理天下吗？圣贤之道最完备地体现在群经之中，所以汉唐重视明经科的选拔。到了明朝和我朝，都以经义考试取士，通过文章来验证品行，期望忠孝之士或许能由此产生。这说明朝廷制定的制度本无不善，用意也本无不美。即便是为人父母者，希望子女凭借文章德行得到朝廷重用，这也是天理人情的极致体现。既然如此，那么韩愈的志向，也就不该过分指责了。
世道衰微，风气败坏，参加科举的人不体察朝廷求取贤士的根本用意，只图谋取虚名浮利。年轻时便离开父母不事奉养，年老穷困也不回乡，整日流连于京城权贵之门。未做官时发愤苦读不顾家庭，做官后就把妻儿接来同享富贵，却让年迈的父母与幼小的孙辈天各一方，音信稀少。父母空有封诰的虚名，实则忍受孤寂饥寒之苦，即便病痛苦楚也不忍告知，唯恐拖累儿子。而做儿子的却漠不关心，反而以赵苞弃母、温峤断袖这些典故为自己开脱。
这些人既然能狠心抛弃双亲，又怎会真心忠于君国？根本已经丧失，国家又何必看重这些丧失良知之人，每年选拔千百个这样的官员来耗费无穷的俸禄？所以我常说：“朝廷以忠孝为标准选拔人才并没有错，但士人的行为却与之完全背离。父母期望子女仕途显达也没有错，但子女对待双亲却完全违背孝道。唉！这难道是小事吗？”
我的同乡金殿珊先生在翰林院任职十年，官场境遇十分窘迫，却仍省吃俭用，每年寄些微薄俸禄回家奉养双亲。父亲去世后，他悲痛欲绝，形销骨立。守丧期满后，他侍奉母亲徐太恭人，不再想出仕为官。后来其子可亭考中举人，徐太恭人坚持要他带着儿子进京赴考，他才独自启程，留下贤惠的妻子杨恭人悉心侍奉婆婆。道光戊戌年，可亭高中榜眼。金先生说：“孩子们已有所成就，我的母亲年事已高。”立即辞官回乡，与弟弟一同侍奉母亲，朝夕不离。啊！金先生真可谓不负朝廷求贤之意，无愧父母殷切期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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