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申年，西垣因教授宗室子弟期满，被朝廷任命为县令，即将回乡探望双亲。正值霁楼先生与柳太孺人六十寿辰，同年郑君、邹君等人都作诗相赠，并嘱托我作序。我于是追忆我们多年的深厚交情，进而论述侍奉父母的道理——孝道重在实际行动而非虚名，以此勉励西垣安心在家侍奉双亲，不必再出仕为官，同时也表达我内心的愧疚。霁楼先生与柳太孺人若听闻此言，想必会欣然举杯，一饮而尽吧！
王静庵同年之母七十寿序
我曾读《孝经》，暗自感叹孔子所提倡的孝道，与当今为人子女者所实践的孝行已大不相同。《孝经》中说从天子到平民，尽孝的方式各有差异。古时候诸侯世代承袭封国，大夫世代继承家业。士人的子孙永远是士人，农夫的子孙永远是农夫。尊贵者有固定的地位，卑贱者有明确的等级。因此人们各自安守本分侍奉双亲，不敢有非分之想。后世通过科举授予爵位，常有平民朝夕之间就位至公卿，于是子女们都希望通过做官来光耀门楣，父母也唯恐子女终身沦为平民，急切盼望他们求取功名。那些投机取巧、急功近利之人，都假借“荣耀双亲”之名行事。这是当今孝道与古代孝道的第一点差异。
《孝经》又说：立身行道，扬名后世。古代所谓名声，是指具备孝悌的实质德行，传遍乡里，上达朝廷，人们称赞其品行无亏。后世轻视道德修养而推崇文辞技艺，即便有曾参、闵损那样的孝行，也不如擅长八股文章能更快获得声誉。一项技艺的才能，一篇文章的工巧，本是微不足道的。但世人竞相称赞，父母也为之欣喜。反之若名声不显，父母就不高兴。这是当今孝道与古代孝道的第二点差异。
在当今之世若要违背世俗而遵循古制，不凭借功名利禄来取悦双亲，即便是贤能之人也难以做到。贤者与常人的不同之处，仅在于他们能在功名之外，另行践行古人高尚的德行，在家中尽心尽力侍奉父母罢了。
我的同年好友王静庵君，为人质朴而德行美好，自年少时起，其声望就已超越同辈。考中进士后，任职于工部。世人追求的功名利禄他已然兼得，但他侍奉母亲的孝行却始终诚笃恳切，常怀不足之感。他接母亲杨太宜人至官署奉养，每日晨昏定省，勤谨侍奉，言行恭敬谨慎。每次用膳，母亲总想着儿子，儿子总念着母亲，彼此关怀备至；每晚就寝前，他必定再三查看母亲安顿是否妥当。他常向我称颂太宜人的美德，从相夫教子到对待妯娌、仆婢，乃至洗衣做饭等琐碎家务，无不细致周到地讲述。
每当谈及父亲东堂先生的往事，他总忍不住哽咽。说起太宜人年轻时在饥寒中勉力持家的情形，更是叹息不已！我因此对他格外敬重。身处当今之世，世人皆追逐名利，而他的孝行却完全符合《孝经》之道，这固然是静庵自我砥砺的结果？还是太宜人教子有方、治家严谨，远超寻常人家万倍所致？今年十一月，正值太宜人七十寿辰。友人们纷纷作诗祝寿，嘱托我作序。我素来钦佩静庵的至孝品行，不敢以浅薄之辞呈于长者面前。于是总论古今孝道变迁之理，既为勉励静庵，亦为警醒自身。
孙鼎庵先生六十寿序
程子曾说：“科举之学，不怕耽误功夫，只怕丧失志向。”读书人初学八股文章时，无不考究经典、辨析义理，力求符合圣人之言，以求考官的认可。这时的志向如同射箭瞄准靶心，本无可厚非。但后来醉心仕途，对外用官印绶带满足虚荣，对内研习各种投机取巧的手段。就像拿着小饵料去钓大鱼，得手后连钓竿都一并丢弃。当初钻研经典的志向，完全被功名利禄所取代。这正是先儒为之叹息的原因。
通州孙鼎庵先生学识渊博，文章出众。他对《六经》的精髓、诸子百家的精妙义理，都已深入堂奥、融会贯通。然而他多次参加科举却屡试不第，十次参加乡试，五次赴京会考，最终才得偿所愿，看似是个汲汲于功名之人。但考中之后，他却毅然放弃仕途，唯恐沾染官场习气。他所追求的，是端正身心之道；所摒弃的，是令人迷失本心的浮华名利场。这难道不是志向坚定、不为外物所夺的君子吗？其境界远超世俗之辈何止千万倍。人的志向气度相差之大，往往十倍百倍千万倍，实在难以相提并论。
同样参加科举考试，有人只为争一时荣耀，暗中谋取富贵；有人则深谋远虑，为家族积累长远基业。各自怀抱不同志向，犹如背道而驰。先生的先祖自高祖以下，连续两代考中进士，在朝野都颇有声望。先生深知若不发愤图强，就难以继承先人美誉、光耀门楣。因此他既严于律己勤学不辍，又严格教导儿子。每日早于日出起身，晚于鸡鸣就寝。就寝前必自省，用餐时亦存警醒。直到甲午年与儿子兰检学士同科举人，仍保持这般刻苦自励的作风。
后来兰检学士任职翰林院，多次担任考官，门下弟子数以百计，而先生依然保持勤学不辍的习惯。又过了几年，先生在甲辰年考中礼部试，却毅然辞官归乡，隐居山林，按理说可以稍作放松了。但他仍以同样的标准督促孙辈学习，始终不改初衷。细究其心意，他认为若不经考官选拔，终究无法验证自己学问是否真正有成。而年轻子弟若不受科举繁重课业的约束，桀骜不驯的性情终难符合规范，更无法继承世代诗书传家的门风。由此可知先生的胸襟气度何等不凡？岂是那些寻常参加科举之人所能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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