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军围困此城，许多壮士都在攻坚战中牺牲。敌人在城外修筑了数十座坚固堡垒，大的几乎与城墙等高，周围密布小营寨，外围挖掘长壕沟，垒石坚硬如铁，壕沟深广似河，坚固难攻。我军于同治元年五月初，才攻克江宁镇、三汊河、大胜关各处堡垒。二年五月，李臣典等部攻下雨花台及南门各垒；刘连捷等部会同水师攻克九洑洲、中关、下关各垒。江东桥的堡垒，则由陈湜等部在八月攻克。上方门、高桥门、七瓮桥、土山、方山各处堡垒，是萧庆衍、萧孚泗等部在九月攻克的。当时，朱南桂部也攻克了博望镇，赵三元等部则夺取了中和桥、秣陵关。到了十月，又相继攻克解溪、隆都、湖墅等地，东南方向的敌军据点基本肃清。同治三年正月，彭毓橘、黄润昌等部终于攻下钟山上的坚固堡垒，这就是太平军所称的”天保城“。每攻破一座堡垒，将士们往往顷刻间牺牲，通常都要折损数百人，如今回想起来仍令人悲痛不已。我军为攻破金陵城墙而挖掘的地道，在南门方向挖了一处，从朝阳门到钟阜门共挖了三十三处。士兵们举着火把深入地下作业，常因地道坍塌而被活埋，尸骨纵横交错堆积在土中。敌军也会挖掘隧道来截击，用毒烟熏呛，用沸水浇灌，只有身手敏捷的士兵能侥幸逃脱，忠厚老实的将士往往惨遭杀害。最后在神策门之战中，城墙虽被炸塌却未能攻克；龙膊子之战虽最终成功，但死伤极为惨重。”说到这里，众人都不禁感叹攻坚之艰难，更为那些牺牲的将士感到痛惜。彭毓橘接着说道：“我军刚逼近雨花台，军中就暴发大规模瘟疫。兄长染病，弟弟随即被传染，早上还在说笑，傍晚就已断气。十个营帐中有五个常常断了炊烟。一个士兵突然死去，几个人去送葬，等返回时半路又倒下几个。附近县城的药材很快耗尽，只得派大船接连不断地去安徽、湖北等省征调药物。就在这危急时刻，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等率大军来援。三十万援军将我军营地重重包围。将士们拖着病体顽强抵抗。一夜之间，我军紧急修筑无数小堡垒，保护粮道畅通。”
敌军轮番进攻，如蚂蚁般层层围困，用装满泥土的木箱堆成掩体，架设西洋开花炮从高处轰击，炮弹落地便碎石铁片横飞。他们还挖掘多条地道，屡次炸毁我军营垒。我军苦守四十五天，直到初冬才解围，将士阵亡近五千人。幸得上天眷顾，九帅（曾国荃）独独未染疾病，一个多月未曾合眼，却仍勤勉如常；即便被流弹擦伤面颊，鲜血浸透衣襟，仍能包扎伤口巡视军营。这才使全军转危为安。而靖毅公（曾贞干）却因战后过度劳累，竟一病不起。（注：九帅是军中旧时对曾国荃的称呼；靖毅是曾国藩幼弟曾贞干的谥号。）刘连捷接着说道：
“李秀成解围撤退后，率军渡过长江，接连攻陷江浦、和州、含山、巢县。这些都是我军新近收复的城池，得而复失。九帅（曾国荃）于是分兵驻守西梁山，派刘连捷与彭毓橘等人前往江北救援。在解除石涧埠之围后，又击溃运漕、铜城闸的敌军，随后联合水师接连收复四座城池，使江北局势重新稳定，太平军势力大为削弱。但我军在此过程中也伤亡惨重。”朱南桂接着说道：
“当金陵官军被围困之时，鲍超的部队也被困在宁国，水师则被困在金柱关。金柱关是水阳江和众多湖泊的汇流之处，也是芜湖的屏障。九帅（曾国荃）于是分兵驻守东梁山，并派朱南桂与朱洪章、罗洪元等人全力扼守此关，在两岸夹击敌军，在江流中来回激战。从清晨打到黄昏仍不停歇，有时水营获胜而陆营受挫，一夜之间多次警报，一顿饭要中断数次，如此苦战七个月才使局势稍定。方圆百里之内，遍地白骨。时常能听到士兵们私下祭奠亡魂的哭泣声，真是人间至惨之景。”这时曾国荃与众将齐声说道：
“我军在安庆之战及攻克沿江各城时，伤亡尚不算多。唯独在金陵之战中，将士们或死于攻城，或死于守垒，或死于瘟疫，或死于北援巢县、和州，南援芜湖、太平，最终竟难以统计全部损失。如今幸存者蒙受皇恩，获得封赏晋升；而阵亡者却永留遗憾。鸡鸣山下有座敌军所建的王府，若奏请改建为昭忠祠，春秋两季举行祭祀，或许能告慰忠魂，稍解我等悲痛。”
曾国藩上奏朝廷，获得皇帝批准。黄润昌负责主持修建昭忠祠事宜，根据名册记载，制作了一万一千六百三十多块阵亡将士灵位；无名册可查的则暂时空缺。建成仅三年，祠内梁柱就已歪斜，墙壁开始坍塌。同治六年，省城官员共同商议，决定扩建翻新，加固地基，完善祭祀礼器。曾国藩于是根据众将所述追记战事，并附上诗篇，以备祭祀时演奏。其诗写道：
人无贵贱，天寿贤愚，终归于死，万古同途。
（世人无论贵贱贤愚，终不免一死，此乃万古不易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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