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焱在户部待了整十天，把近三年河工、漕运、盐税的账目从头到尾理了一遍。
这十天，他每天早上卯时到，酉时走，中间除了吃饭上茅房，屁股就没离开过那张桌子。那摞半人高的账册，他一页一页翻完，一笔一笔对完，该记的记了，该查的查了。
都水司的原始凭证，吴书吏拖了三四天才调过来。
林焱打开一看，有几本凭证的纸页明显被撕过，边角还残留着撕扯的毛茬。他问吴书吏怎么回事，吴书吏支支吾吾说“年头久了，被虫蛀了”。林焱没再追问。那些被撕掉的内容，他心里大概有数了。
漕运司的账册副本也调过来了。他特意去都水司库房，找到了那张纸条上说的红漆柜子...柜子顶上果然有一套账册，积了厚厚一层灰。
拿下来翻了翻，是漕运司近五年拨付河道银子的原始记录。跟户部的账册一比，又对出了好几处不符。
盐税的账相对干净些，可能是因为盐税一直是朝廷盯得最紧的进项，谁也动不了。
林焱心里头想着，这盐税干净，不是因为管盐税的人清廉，是因为盐税是皇上直接盯着的，谁也不敢伸这个手。
十天下来，他把查到的问题分成了两类。
第一类：权宜之计。这一类的核心就是陈尚书挪用的那几笔。
他从漕运款项里挪了十万两，从盐税里挪了五万两，当时是为了救黄河决口的急。事后也补回去了...从后续的账目上看，这些挪用的银子，在后来的几个月里，陆续用其他款项填上了。
虽然做法违规，但挪用的原因清晰，事后也补了回去，当时的做法在那种情况下是不得已。
第二类：明确违规。这一类涉及几个郎中、主事。
他们虚报采石数量和石料价钱、冒领运木费、伪造地方上报的损耗数目、中饱私囊。证据确凿...原始凭证跟账册对不上，地方采石场的收据跟户部账目对不上，伪造的数目和真实的数目之间差额清清楚楚。
林焱把这十天查到的东西，写成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河工、漕运、盐税，三项分开，逐条列出。每一项都标注了涉及的账册编号、具体的数目、经手的官员。有问题的地方用红笔圈出，旁边注明“无凭证”、“数目不符”、“日期对不上”、“原始凭证被撕”。
在报告的最后，他专门写了一节，把“权宜之计”和“明确违规”分得清清楚楚。哪些是当时不得已的救急之举，哪些是确凿的贪墨行为，一笔一笔，都写得明明白白。
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搁下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
窗外的天已经黑了，户部里安安静静的，只有更夫敲梆子的声音远远传来。他把报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叠整齐，放进袖子里。
第二天下午，宫里来人传话...皇上召见。林焱整了整衣冠，带上那份报告，往乾清宫去了。
乾清宫里，景隆帝正坐在御案后头批折子。御案上堆着好几摞折子，有的翻开了，有的还合着。
旁边的高公公看见林焱进来，轻轻咳了一声。景隆帝抬起头，放下笔，指了指旁边的椅子：“来了？坐吧。”
林焱走进去，行了个礼，在椅子上坐下。景隆帝靠在椅背上，看着他：“在户部这些天，查得怎么样？”
林焱从袖子里拿出那份报告，双手递上。
高公公接过来，放在御案上。景隆帝拿起报告，一页一页地看。他看得不快不慢，有时候在某一条上停好一会儿，有时候翻回去看看前面，有时候拿笔在某一行旁边画个圈。
林焱坐在下首，等着。乾清宫里安安静静的。
景隆帝看完报告，放下，靠在椅背上，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风吹进来，凉丝丝的，吹得御案上的纸页轻轻晃动。他抬起头，看着林焱，说：“你这份报告，写得很清楚。哪些是不得已，哪些是真贪墨，分得明明白白。”
林焱说：“儿臣只是如实记录。”
景隆帝点了点头：“如实记录，就是最好的。”他拿起报告，翻到其中一页，“这几个郎中，虚报采石数量、冒领运木费、伪造损耗数目...这些事，你有实据吗？”
林焱说：“有。儿臣调了都水司的原始凭证，又派人去房山采石场调了当年采石的记录。两边的数目对不上...户部账上记的采石数量，比采石场实际送出的多了一倍多。石料的价格，也比市价高出不少。差额部分，没有合理的解释。”
景隆帝“嗯”了一声，又翻到另一页，看了一会儿，说：“陈尚书从漕运和盐税挪用的那几笔银子，你归在‘权宜之计’里。为什么？”
林焱说：“回父皇，陈尚书挪用的那几笔银子，虽然做法违规，但原因清晰...当时黄河决口，灾情紧急，户部账上的河工银子不够，如果等朝廷重新拨款，堤坝早就垮了。陈尚书从其他款项里挪银子救急，事后也陆续补回去了。儿臣查了后续的账目，挪用的每一笔，都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填上了，分文不差。所以儿臣认为，这几笔虽然是违规操作，但性质不同，不是贪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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