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与西方殖民者的第一次正式海战。明军胜了。”
众人的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
李健没有停，他的声音越来越高：
“嘉靖元年，葡萄牙人卷土重来。广东官兵追击至西草湾，生擒敌舰两艘，俘获舰长以下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嘉靖皇帝亲自下令：所有俘虏，就地斩首示众！”
“这是中国与西方殖民者的第二次海战。明军又胜了。”
他顿了顿，声音微微颤抖：
“嘉靖二十八年，葡萄牙人与倭寇勾结，在福建走马溪劫掠。明军都指挥卢镗率军迎战，击沉敌舰两艘，擒斩敌寇二百九十余人，缴获佛郎机炮二十余门。”
“第三次海战，明军胜。”
“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人改换策略，贿赂地方官，获准入居澳门。他们承诺缴纳地租，服从大明法令，不携带武器入省城。此后近百年，葡萄牙人老老实实做生意，再不敢妄动刀兵。”
“为什么？因为前三次交手，他们被打怕了。”
李健的声音突然低沉下来：
“但是诸位，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众人屏息。
“这三次海战，明军都胜了，胜得干净利落，胜得扬眉吐气。可是然后呢？”
他自问自答：
“然后，朝廷依然厉行海禁。然后，海外贸易依然被视为‘无用之物’。然后，葡萄牙人老老实实待在澳门做生意，赚得盆满钵满，而我们除了每年几百两地租，什么都没有得到。”
“更重要的是，”他的目光如刀，“我们的水师，在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之后，不但没有发展壮大，反而日渐萎缩。正德年间尚能出洋作战的广东水师，到了万历年间，连近海巡逻都捉襟见肘。”
黄宗羲不禁脱口而出：“这却是为何？”
李健深深看了他一眼：
“因为在我们天朝上国看来，打赢了就赢了，敌人退了就完了。我们从来不去想：他们为什么要来？他们下一次什么时候来？我们要怎样才能让他们永远不敢来？”
他再次走回地图前：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一千五百四十七年，浙江舟山，双屿港。”
众人的注意力被他牵引，仿佛真的看到了那个已经消失在国际地图上的港口。
“诸位可知道，在嘉靖二十六年之前，双屿港是什么样子？”
他没有等待回答，径直说：
“双屿港是当时东亚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
“葡萄牙人嘉靖初年到此，发现这里水深避风，位置适中，北可通日本，南可达南洋，西接大明沿海，东出太平洋。他们以此为据点，建立货栈、修建码头、架设炮台。到嘉靖二十六年，双屿港常驻外商三千余人，其中葡萄牙人一千二百余，其余来自日本、琉球、暹罗、满剌加、爪哇、甚至还有远道而来的西班牙人和英国人。”
“这里有什么？这里有教堂，葡萄牙神父每周做弥撒；这里有市政厅，葡萄牙人任命市长、法官，用《阿方索法典》审理案件；这里有医院、学校、市容监督所、治安联防队；这里有来自印度果阿的象牙、钻石，来自马六甲的香料、檀木，来自日本的白银、铜器，来自暹罗的苏木、锡料，来自爪哇的胡椒、丁香，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棉布。”
“双屿港一年的贸易额是多少？史无明载，单单是葡萄牙人征收的关税，每年就有白银百万两以上。”
“一百万两。”黄宗羲喃喃重复这个数字，面色苍白。
“一百万两。”李健说，“那一年，大明的岁入大约是四百万两。一个小小的双屿港，关税收入相当于朝廷财政的四分之一。”
“更可怕的是，”他的声音低沉，“这些钱，一分都没有进入大明国库。它被葡萄牙人赚走了，被走私海商赚走了，被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分肥了。大明朝廷，除了偶尔抓到几个倒霉的走私犯斩首示众，一无所获。”
他接着说：
“双屿港是怎么覆灭的？”
“不是因为朝廷英明，不是因为海防强大，而是因为一个姓谢的海商赖账不还。”
“浙江余姚谢氏，世代经营海上走私贸易，积欠葡萄牙人货款累计百万两。葡萄牙人催讨无果，一怒之下派人上岸，灭了谢氏满门。”
“灭门血案惊动朝廷，朝廷这才知道，离宁波海岸不过一日航程的地方，竟然有一个葡萄牙人统治的‘国中之国’。”
李健的声音里透着深深的无奈：
“于是朝廷派右副都御史朱纨前往浙江，提督闽浙海防军务。朱纨是个能臣，他封锁消息，从福建调来水师，从浙西调来陆兵，突然对双屿港发起总攻。”
“明军胜了。盘踞双屿二十余年的葡萄牙人被逐，走私海商或被擒杀，或逃逸海外。朱纨下令：将双屿港用石头填塞，港口彻底废弃。”
他停顿了很久，才缓缓说：
“朱纨是个清官。他在任上严惩走私，整顿海防，追缴赃款，得罪了无数靠走私吃饭的地方势力、豪商大族。他被弹劾‘擅杀’——那些在双屿港被明军击毙的葡萄牙人、日本浪人、中国海商，在弹劾奏章里变成了‘无辜商民’。朝廷派员查办，朱纨自知百口莫辩，服毒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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