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元三月，当西亚的烽烟在巴格达城下随着《底格里斯条约》的签署而暂告一段落，高加索山脉以北的广袤东欧平原，却正被来自南方的战争阴云所笼罩。
大宋帝国安西都护府的兵锋，在彻底平定高加索山区零星的抵抗、稳固了第比利斯至巴库一线的统治后，并未有丝毫停歇。
在杨政的奏报和安西都护府的战略规划中，帝国的北部边疆需要一道更稳固、更广阔的战略屏障，同时，打通从里海、高加索经黑海北岸直至东欧腹地的商路，亦是经略西域的重要一环。
于是，帝国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那片被称为“罗斯之地”的广袤平原，以及那片土地上星罗棋布、却又各自为政的罗斯诸公国。
其中，那颗曾经最璀璨的明珠——基辅，成为了首要目标。
基辅罗斯，这个由瓦良格人建立、深受拜占庭文化影响的东斯拉夫诸公国联盟，其黄金时代早已逝去。
自11世纪中叶雅罗斯拉夫大公去世后，分封制导致的离心力便不断加剧。
到12世纪中叶，基辅大公的头衔虽仍具最高威望，但实际权威已大不如前。
诸公国如切尔尼戈夫、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加利奇-沃伦、斯摩棱斯克等，实力日益强盛，对基辅大公的号令常常阳奉阴违，甚至为争夺基辅宝座而兵戎相见。
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侵袭，更是雪上加霜，不断消耗着罗斯诸国的力量。
此时的基辅大公是姆斯季斯拉夫·伊贾斯拉维奇，他是一位经验丰富、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但继位不久，权威尚未稳固，且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
当宋军在高加索以北集结、兵锋隐隐北指的消息传来，姆斯季斯拉夫二世感到了刺骨的危机。
南方的游牧蛮族已然难以应付，如今又来了一个能摧枯拉朽般击垮塞尔柱、迫使巴格达臣服的东方巨人，其威胁远非波洛韦茨人可比。
他深知，以基辅一己之力，绝难抗衡。
于是，他迅速派遣使者，携带他的亲笔信件和礼物，前往各主要公国，尤其是实力较强的切尔尼戈夫公国、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以及西部的加利奇公国，呼吁摒弃前嫌，组建一支全罗斯的联军，共同抵御“来自东方的未知强敌”。
在信中，他慷慨陈词，将宋军的威胁描绘为对整个罗斯土地、东正教信仰和斯拉夫民族的生存挑战，试图激发诸王公的民族与宗教情感。
然而，罗斯诸公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分裂与内斗，早已侵蚀了同仇敌忾的根基。
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的大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对此提议反应冷淡，甚至暗藏机心。
安德烈是一位极具野心和能力的统治者，他早已不满基辅的权威，正致力于将公国中心从基辅传统的“王城”转移到自己营建的新都弗拉基米尔，并渴望获得最高统治地位。
在他眼中，基辅的衰弱和外部威胁，或许正是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崛起、甚至取基辅而代之的良机。
他敷衍了基辅的使者，私下里却开始盘算：与东方强敌硬碰硬是否明智？或许可以利用这股外力，打击基辅的威望，甚至从中渔利？
切尔尼戈夫公国的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奥利戈维奇，处境则更为微妙。
切尔尼戈夫位于基辅东北，是强大的诸侯之一，但与基辅的关系历来复杂，既有合作也有竞争。
斯维亚托斯拉夫同样收到了基辅的求援信，也感受到了宋军逼近的威胁。但与安德烈不同，他更直接地暴露在可能来自高加索方向的进攻路径上。
是全力支持基辅，将战火引向自家边境，还是另寻他途？正当他犹豫不决时，来自南方的“客人”，不请自来。
宋军的行动，远比姆斯季斯拉夫二世的呼吁更为迅速和致命。
在杨政的授意下，一支由熟悉草原和斯拉夫事务的外交官、通译以及精锐骑兵护卫组成的特殊使团，悄然北上。
他们的任务并非直接开战，而是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外交瓦解战。
使团兵分两路：一路直奔弗拉基米尔，另一路则前往切尔尼戈夫。
在弗拉基米尔，宋使见到了安德烈大公。
他们没有盛气凌人地威胁，而是带来了丰厚的礼物和一份极具诱惑力的提议：大宋帝国无意毁灭罗斯诸国，只求建立稳定的边疆与商路。
帝国愿承认安德烈大公在罗斯诸国中的“特殊地位”与“崇高威望”，并愿意支持其“合理”的诉求。
作为回报，只需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在宋军北上时保持中立，甚至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配合宋军对某些“不敬的、阻碍和平的势力”施加压力。
宋使还暗示，战后，宋帝国乐见一个统一、强盛的罗斯政权与帝国为邻，而安德烈大公，无疑是这个领袖位置的最佳人选。
这份提议，精准地击中了安德烈的野心。
他虽未立即明确表态，但态度明显软化，热情款待了宋使，并承诺会“慎重考虑”基辅的联盟提议——这几乎等于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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