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撒哈拉的驼铃将帝国的意志送入西非腹地，另一条更为古老、也更为丰腴的贸易血脉，正在世界的东方灼灼跳动。
印度洋——这片连接着非洲东岸、阿拉伯半岛、波斯、印度乃至更遥远东南亚的广阔水域，自古便是香料、丝绸、瓷器、宝石与思想的交换池。
控制地中海，帝国握住了欧洲的咽喉；而掌控红海与印度洋，则意味着扼住了欧亚非大陆贸易的心脏。
天启十一年，深秋。
亚历山大港灯塔的千年光辉，与港口内新建的蒸汽起重机塔楼的煤气灯光交织在一起，将海湾照得亮如白昼。
港口内，来自地中海的帝国战舰与来自印度、波斯的商船比邻而泊，人声、汽笛声、装卸货物的号子声喧嚣鼎沸。
然而，在这片繁华之上，帝国“西洋都护府”的都护行辕内，气氛却肃杀而专注。
一场决定帝国东西两洋命运的战略会议正在进行。
“地中海已为我庭池，撒哈拉商路亦在掌中。然帝国命脉所系，东西交融之枢纽，不在别处，正在此海之东——红海，及红海之外，浩瀚之印度洋。”
说话的是新任西洋都护，老成持重的宿将刘光世，他手指巨幅海图，从苏伊士地峡一路向东，划过细长的红海，点在那个形如漏斗出口的关键狭窄处——曼德海峡。
“此处，便是红海之锁钥，印度洋之门户。锁钥在手，则东来西往之巨利，尽可掌控；门户洞开，则我腹心暴露，后患无穷。”
与会的将领、水师都督、理藩院官员、乃至皇家特许大海商的代表，无不凝神倾听。
帝国的野心，早已不满足于仅仅通过亚历山大港接收来自东方的货物。
他们需要直接掌控这条黄金水道的每一处关键节点，从源头到终点，确保帝国的商品、影响力，尤其是军事存在，能够无碍地贯穿东西。
“红海-印度洋战略”的核心，就此确立：以埃及为跳板，东出红海，控制曼德海峡，挺进亚丁湾，最终实现地中海舰队与印度洋舰队的战略会师，将欧亚海路贸易的主动脉彻底纳入帝国掌中。
第一步，稳固埃及，疏通咽喉。
埃及，这片尼罗河的赠礼，早已是帝国“西洋都护府”辖下的重要行省。
自十字军势力被驱逐，阿尤布王朝在帝国军事压力下臣服，帝国便在此倾注了大量资源。
苏伊士地峡的运河、尼罗河三角洲的灌溉工程、亚历山大港的扩建、开罗的驻军……埃及已成为帝国面向中东和东非的坚实基地。
刘光世下令进一步强化埃及的军事存在：
在苏伊士港增建大型船坞、仓库、炮台，使其成为红海分舰队的母港。
在开罗驻扎精锐的“尼罗河兵团”，确保尼罗河流域的绝对稳定，并震慑西面的利比亚沙漠和东面的西奈半岛。
派遣精通阿拉伯语和当地事务的官员，深度介入埃及的税收、司法和贸易管理，确保这块战略跳板的资源能源源不断地支持东进战略。
同时，加速苏伊士运河的升级工程，使其能够通行更大吨位的蒸汽战舰。
虽然大型“镇海”级战舰仍需部分拆卸在亚历山大港卸货、陆路转运至苏伊士港再组装，但更多的“火龙”级巡航舰和运输补给船已可直通。
帝国工程部队甚至开始规划在运河关键地段开凿更深更宽的航道，并建立蒸汽动力的船闸系统，以彻底解决水位落差问题。
第二步，控制红海，夺取锁钥。
红海，南北狭长，东西两岸是阿拉伯沙漠与非洲之角的荒芜山地，航行条件复杂，但却是连接地中海与印度洋的唯一便捷通道。
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最窄处仅约30公里，扼守着红海的出海口，素有“泪之门”之称，战略地位无比重要。
海峡东岸是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地区，西岸是非洲之角的泽拉、柏培拉等港口。
天启十二年春，帝国红海分舰队自苏伊士港启航。
这支舰队以数艘“火龙”级蒸汽巡航舰为核心，辅以若干改进型桨帆动力炮舰和运兵船，搭载了约三千名陆战队员和工程兵。
舰队司令是年轻但经验丰富的将领韩彦直，曾在印度洋有过巡航经验。
舰队南下，沿途“访问”红海西岸的主要港口，如古达、吉赞等，以展示武力、补给淡水、并与当地统治者签订“友好通商与保护条约”，要求其提供港口使用权、禁止敌对行为、并协助打击海盗。
帝国强大的舰炮和蒸汽动力的威慑力，加上优厚的贸易条件许诺，使得多数沿岸小政权选择了合作。
真正的目标是曼德海峡。
韩彦直选择了海峡西岸、非洲之角的亚丁湾北岸一处天然良港作为首要目标。
此地拥有优良的深水港湾，背靠高地，易于防守，且相对远离阿拉伯半岛和索马里内陆的强大势力。
舰队抵达后，陆战队迅速登陆，击溃了当地小部落的微弱抵抗，占领了港口周边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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