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第47年八月十一，盛京水力工坊。
杨定军从传动轴底下爬出来，膝盖上沾了一层混着铁锈和木屑的黑泥。他手里拿着一块炭笔和一本对折的羊皮纸，纸上画满了纵横交错的表格。表格里记着第三车间这台可调叶片水轮三年来的运转数据：每月初一到三十的转速记录，每旬抽检的纱线支数偏差，每季度拆卸检查的叶片磨损量，以及每隔半年调节环的松动情况。
三年。一千多天。纸页边缘已经磨得起毛，墨迹被汗水和油渍洇过好几次，但数字还在。杨定军蹲在地上，把最后几行数据补上去——昨日酉时停机前，水轮连续运转了八个时辰，转速波动从最早固定叶片时的近两成，压到现在的不足一成。八个时辰里，传动轴上的铜套温度稳定，没有异常发热；纱锭上抽出来的线，用杨定军自制的“均径器”量过，三十六锭之间的粗细差异不超过半粒米。
他把炭笔别在耳朵后面，站起身，走到纸槽边。纸槽里泡着今天的第三批纸浆，杨宁和第四组的学生刚抄完纸离开，竹帘还挂在沥水架上滴水。杨定军没看纸槽，他的目光越过工坊的屋顶，投向河对岸。对岸是北岸旧车间，两台固定叶片的水轮在河面上投下缓慢的阴影，桨片在水流中划出沉闷的哗哗声。其中一台的旧橡木轴杆已经开裂了一道细纹，用铁箍箍着，像一根缠着绷带的断腿。
该换了。不是修，是换。第三车间的试验已经证明，可调叶片不仅转速更稳，而且因为能根据水位的季节变化调整迎水角度，叶片的实际磨损并不比固定叶片快。数据摆在那里，再让北岸旧车间继续用老水轮，就是在浪费水力，也是在浪费纱线。
杨定军回到工作台，铺开一张新纸，开始列清单。全工坊区一共五台水力纺纱机：第三车间两台是去年和前年新装的，已经是可调叶片；北岸旧车间两台固定叶片需要全换；南岸小码头的漂洗作坊还有一台老水轮，功率不大，但也一并改造。一共四台新水轮，加上备用的两套调节环和八片备用桨叶。
他算铁料。调节环是铸铁件，外径一尺二寸，内径九寸，截面是带着齿槽的方框。每个调节环需要生铁四十斤，活叶轴每件十五斤，桨叶插销八件共二十斤。四台套，加上备用件，总料约三百二十斤。他把这个数字写在纸的右上角，旁边画了一个三角形——那是他给汉斯铁匠坊的订货暗号。
然后算停机时间。北岸旧车间两台不能同时停，必须一台一台来。每台拆卸旧轮、安装新轮、调试传动比、重新张紧皮带，至少需要两天。两台就是四天。再加上小码头那台小水轮，一天。五天。这意味着五天里全工坊的产能要降四成，必须避开订单最紧的九月和十月。
他折好纸，塞进怀里，沿着石板路朝铁匠坊走去。八月的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一股雨后的土腥味。上游漂下来几根枯枝，在河湾里打着转。
铁匠坊里，汉斯正在清理熔炉。他上身只穿一件无袖皮坎肩，露出两条被火烤成深褐色的胳膊。彼得和托马斯在砂型台那边整理旧模子。彼得今年二十三了，下巴上长出了稀疏的胡子，但眼神还跟当年做学徒时一样——专注，较真，手里永远拿着一把小锉刀或一根细铁丝。托马斯比彼得大一岁，肩宽背厚，正在搬运一筐砂土，每走一步地上就落一层灰。
“三百二十斤铁料。”杨定军把纸递给汉斯，“调节环四件，活叶轴八件，插销三十二件。最急的是调节环，九月初要用。活叶轴九月中，插销九月底。”
汉斯接过纸，没看字——他不识字——他用手指摸着杨定军画的简图和数字标记。图是杨定军用墨线画的调节环截面：外圈方框，内圈圆孔，中间一圈齿槽。齿槽共二十四个，均匀分布，每个槽的宽度和深度都标了尺寸。
“齿槽要卡尺量？”汉斯问。
“每个槽都要量。”杨定军从怀里掏出他的标准卡尺，那是用淬火钢片自制的，刻着步、寸、分、厘的刻度，最细能读到半粒米，“牙距不对，调节环和活叶轴就对不上，转起来卡死。误差不能超过半粒米。”
彼得放下手里的锉刀，走过来接过卡尺，在光下看了看。“调节环的齿槽是内槽，卡尺不好伸进去量。我做个内卡规，照着卡尺的刻度打，铸出来后用规子套，一套就知道哪个槽大了哪个槽小了。”
杨定军点头。彼得这种时候从不废话，他说做内卡规，就一定能做出来。
“料呢？”彼得又问，“上回铸齿轮用的那批鲁尔铁，含硫偏高，表面有气孔。调节环不能带气孔，齿槽里有气孔，卡规一套就崩刃。”
“换料。”杨定军说，“用科隆方向来的瑞典铁，那批料硫低，韧性好。虽然贵两成，但调节环不能凑合。”
汉斯嗯了一声，把纸折好塞进皮围裙的兜里。“彼得，你带托马斯去料棚挑料。把瑞典铁全搬出来，一块一块敲，听声音。发闷的退回去，发脆的退回去，要那种敲起来声音清脆、断面发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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