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后的第三天清晨，翠枝宫蓝厅再次坐满了人。
但这一次的气氛截然不同。没有硝烟味，没有激烈争吵，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走向正轨的肃穆。长条会议桌两侧，罗兰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主要部门负责人、根据地代表、红军高级指挥员——总共六十七人，等待着会议开始。
维克多·艾伦走进来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坐下吧。”他摆摆手，在主位坐下。他的脸色依然疲惫，但眼中那种经过血火淬炼后的坚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
桌面上没有鲜花装饰，只有每个座位前的一份牛皮纸文件夹。文件夹封面上印着简单的镰刀与扳手图案，下方是一行小字:“罗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政治局第一次全体会议”。
在他左手边第二个位置，夏尔·杜兰德坐得笔直。他的左臂还吊着绷带——那是大典当天为保护维克多、与沃尔科夫死士搏斗时受的伤，脸上有几处擦伤已经结痂。但这个老战士的眼神依然锐利如鹰。
“同志们，”维克多开口，声音不高，却让整个会议室瞬间安静，“三天前，红旗升起。两天前，我们埋葬了一位同志。昨天，我们用一场公审宣告了这个新政权的底线。”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在夏尔身上停留了一瞬:
“现在，是时候回答那个根本问题了——这个由千千万万普通人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国家，将由谁来领导？以什么样的方式领导？”
第一个发言的是叶莲娜·彼得罗娃。她今天穿着一身深灰色的列宁装，头发一丝不苟地在脑后盘成髻，面前摊开着厚厚的笔记本。
“在讨论具体人选之前，我认为必须首先明确几个原则。”她的声音清晰冷静，“第一，领导机构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重大决策需集体讨论，但一旦形成决议，必须坚决执行。”
“第二，”她翻过一页，“避免权力过度集中。根据我们掌握的旧帝国档案，培巴让时期的‘首相办公室’集中了军事、财政、人事等几乎所有关键权力，最终导致腐败和决策失误。我们必须设计制衡机制。”
“第三，”她抬起头，目光变得锐利，“所有领导岗位都不是终身制，更不是世袭制。必须建立任期制度和定期考核机制，干部能上能下。”
她的话引起了一阵低声议论。
戈尔基——那位矿工出身的激进派委员——皱着眉头:“叶莲娜同志，你说的我都同意。但现在是特殊时期，敌人还在外面虎视眈眈，内部也不稳定。我觉得应该先集中权力，把局面稳住再说。”
“恰恰因为特殊时期，才更需要制度。”列夫·博罗金推了推眼镜，“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危机时刻，越容易产生个人专权。而个人专权一旦形成，要纠正的代价往往比外部危机更大。”
安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娃点点头:“我赞同列夫同志的观点。我们推翻旧帝国，不是为了让新皇帝上台。军队那边，我已经在推行‘军事民主制’试点——连队重大事务由士兵委员会讨论，指挥员的命令需要解释清楚为什么。”
“那效率呢？”一位来自工业部门的委员担心地问，“事事讨论，会不会贻误战机？”
这时，夏尔·杜兰德开口了。他的声音因为受伤有些沙哑，但每个字都像砸在地上的铁钉:
“我在前线带兵十几年。旧帝国的军队，长官说一不二，士兵不问为什么。结果呢？罗森峡谷，三万弟兄因为几个贵族军官的愚蠢决定，白白送死。”
他抬起还能活动的右手，指了指自己吊着的左臂:
“这次大典，如果不是伊尔莎·米勒同志用命挡住那一刀，如果不是玛丽·索洛维约娃同志在钟楼上一枪一个干掉狙击手，如果不是广场上的群众最后稳住没乱——我们现在还能坐在这里开会吗？”
他环视全场:“效率？一个人独断专行，看起来快。但一旦他错了，就是万劫不复。集体讨论看起来慢，但多几双眼睛看，多几个脑袋想，犯致命错误的概率就小得多。”
“夏尔同志说得对。”维克多接过话头，“民主不是事事讨论，而是在关键问题上让相关的人说话。集中不是一人独断，而是在充分听取意见后做出决断并坚决执行。”
他拿起面前的文件夹:“叶莲娜同志提出的三点原则，我完全赞同。在此基础上，我补充一点——”
所有人都看向他。
“第四，领导机构成员必须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维克多的声音很沉，“不能住在深宫大院，不能脱离生产劳动，不能让自己的生活水平与普通劳动者拉开太大差距。要定期下基层，要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他看向叶莲娜:“这条，要写进制度里。”
“是。”叶莲娜迅速记录。
原则确定后，会议进入核心议程:讨论并通过临时政治局成员名单。
维克多翻开文件夹，开始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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