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一月五日，小寒。
哈尔滨中央大街“兴安电器行”新装修的二楼办公室里，暖气烧得很足，玻璃窗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花。卓全峰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前摊开着三份文件——分别是深圳办事处发来的第一批录音机到货单、蛇口工业区投资建议书、以及省城三家店年底盘点报表。
桌对面坐着孙小海、王老六、赵铁柱、马大炮四个老伙计，还有新提拔的几个年轻骨干——栓柱从深圳回来了，石头从广州回来了，李明（省商学院毕业的那个大学生）也在列。炭火盆里木炭烧得噼啪作响，屋里暖烘烘的，但气氛却有些凝重。
“大家都看看。”卓全峰把文件推过去，“去年咱们合作社总收入二百万，净利润八十万，比前年翻了一倍还多。这是好事，说明咱们的路子走对了。但——”
他顿了顿，手指敲着桌面：“树大招风。咱们在省城站住脚了，但得罪的人也多了。餐饮协会、电器商会、百货大楼……还有那些被咱们挤垮的个体户。明面上不敢怎么样，暗地里憋着坏呢。”
孙小海拿起深圳的发货单，眼睛亮了：“全峰，这一千台录音机到货，能挣五万多啊！深圳那边路子确实好，成本低，质量还……”
“先不说这个。”卓全峰打断他，“说正事。李明，你把调查的情况跟大家说说。”
李明推了推眼镜，翻开笔记本：“我通过省城工商局的朋友了解到，最近有个叫‘青龙会’的黑帮组织，在暗中串联那些对咱们不满的商户。这个青龙会以前主要在火车站一带活动，收保护费、搞走私。现在看咱们生意做大了，想把触角伸到商业街来。”
“青龙会？”王老六皱起眉头，“我听说过，头子外号‘疤脸龙’，脸上有道刀疤，心狠手辣。他们想干什么？”
“两方面。”李明说，“第一，收保护费，每月五千；第二，入股，要占咱们电器行百分之二十的干股。如果不答应，就……”
“就怎么样？”赵铁柱瓮声瓮气地问。
“就砸店、伤人、破坏货源。他们在铁路货运处有人，咱们从南方发的货，可能被扣；他们在本地有混混，咱们的店可能被砸；他们甚至可能对咱们的人下手。”
屋里一片沉默。炭火盆里的木炭炸了一下，火星四溅。
“他娘的！”马大炮一拍桌子，“还反了他们了！咱们合作社是正经企业，受政府保护，他们敢乱来？”
“黑道不讲这个。”栓柱开口了，他在广州、深圳待过，见过世面，“我在广州就遇到过类似的事。那些黑帮，明的暗的都会使。明的砸店，暗的放火，防不胜防。”
“那咱们怎么办？”孙小海看向卓全峰。
卓全峰没说话，起身走到窗前，用指甲在霜花上划出一道痕迹。窗外，中央大街上人来人往，霓虹初上，一派繁华景象。但这繁华背后，暗流涌动。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转过身，“但不能光挨打。咱们要主动出击。”
“怎么出击？”
“三管齐下。”卓全峰走回桌前，“第一，加强自身防范。所有店面晚上留双人值班，仓库加装铁门铁窗，重要货物上保险。第二，寻求官方保护。明天我去省公安厅，找周副厅长——上次抗灾表彰会认识的。第三，收集证据，准备反击。”
“反击？”众人一愣。
“对。”卓全峰眼里闪过一丝锐利，“黑社会之所以猖狂，是因为有保护伞。咱们要把他们的保护伞揪出来，连根拔起。”
计划定了，分头行动。
第二天，卓全峰去了省公安厅。周副厅长很热情，听了情况后，脸色严肃起来：“青龙会……我们早有耳闻，但一直没抓到把柄。卓社长，你们能提供证据吗？”
“正在收集。”卓全峰说，“但我需要公安机关的保护。特别是我们的运输车队，从南方运货回来，万一被他们拦路抢劫，损失就大了。”
“这个你放心。”周副厅长当即打电话，“刑侦总队吗？我是周建国。靠山屯合作社的运输车队，列入重点保护对象。特别是从南方回来的货车，要确保安全。”
有了公安的承诺，卓全峰心里踏实了些。但他知道，光靠保护不够，得把青龙会打掉。
回到合作社，他开始布置。李明负责收集青龙会的犯罪证据——通过工商局、税务局的朋友，查那些被青龙会控制的商户有没有偷税漏税、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栓柱负责盯梢——他在广州学过反跟踪，有经验。石头带几个年轻社员，在合作社周围巡逻，发现可疑人员及时报告。
一周后，证据收集得差不多了。青龙会控制着十几家个体商户，每月收保护费两万多；还涉嫌走私香烟、手表，偷税漏税数额巨大。更重要的是，查到了他们的保护伞——市工商局市场科的一个副科长，姓钱，每月收青龙会五千块钱好处费。
“这个钱科长，我认识。”孙小海看着照片，“上次来咱们店找茬，说要查假货，后来被李县长骂走了。原来是个黑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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