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五日，立秋刚过，暑热未消。
松江市第一罐头厂的大会议室里，烟雾弥漫得像澡堂子。长条会议桌两边，泾渭分明——左边坐着罐头厂的领导班子，厂长姓周，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右边坐着卓全峰、孙小海、李明，还有从省城请来的律师老陈。
墙上挂着的锦旗已经褪色，“先进单位”“质量标兵”的奖状蒙着一层灰。窗玻璃破了一块，用报纸糊着，风一吹哗啦哗啦响。
“周厂长，咱们开门见山。”卓全峰把一份文件推过去，“根据市轻工局的改制方案，我们兴安集团愿意出资五万元，入股罐头厂，占股百分之三十。”
周厂长拿起文件，手微微发抖。不是激动，是气的。
“卓董事长，我们罐头厂……是国营老厂。”他声音干涩，“五八年建厂，最红火的时候，一年上缴利税五十万！全市谁家不吃咱们厂的罐头？现在……现在让你们乡镇企业入股，这、这成何体统？”
“周厂长，这话不对。”孙小海忍不住了，“你们厂去年亏损二十万，欠银行三十万，工人三个月没发工资了。要不是我们接手，下个月就得关门！”
“小海。”卓全峰摆摆手，示意他别急，“周厂长，我理解您的心情。国营老厂，有感情。可现在是市场经济，光靠感情吃不饱饭。工人们要吃饭，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这些都要钱。”
周厂长沉默了。他身后的副厂长、书记们也都不吭声。会议室里只有电风扇吱呀吱呀的转动声。
“我们入股，不是要吞并。”卓全峰继续说，“是合作。我们出资金、出技术、出市场，你们出现成的厂房、设备、工人。罐头厂还是罐头厂，但产品要升级，要开发新产品。”
“什么新产品？”周厂长问。
“山野菜罐头，野味罐头，松子、榛子等坚果深加工产品。”卓全峰拿出一份市场调研报告，“现在城里人讲究健康，咱们东北的山珍野味，在外地很受欢迎。深圳那边，一罐松茸罐头卖二十块钱，还供不应求。”
“二十块？”一个副厂长惊呼，“咱们的猪肉罐头才三块五！”
“这就是差距。”卓全峰说，“我们有资源，你们有设备，结合起来，就能创造价值。初步估算，改造后第一年，罐头厂就能扭亏为盈，利润不低于十万。”
十万！会议室里响起一片吸气声。罐头厂已经五年没盈利了。
周厂长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卓董事长，你说的……能实现吗？”
“能。”卓全峰斩钉截铁，“我们集团在靠山屯有养殖基地，在山里有采挖队，原料供应充足。深圳、广州、上海都有销售渠道。只要产品质量过关，不愁卖。”
“那……工人怎么办？”周厂长最关心这个，“厂里二百多号工人，好多是一家子的顶梁柱……”
“一个不减，全部接收。”卓全峰说，“工资按原标准发放，三个月后根据绩效调整。愿意学的，我们培训；愿意干的，我们给机会。只有一条——打破铁饭碗，能者多劳，多劳多得。”
会议开了三个小时。最终，周厂长在入股协议上签了字。签完字，这位当了二十年厂长的老工人，眼圈红了。
“卓董事长，我把厂子……托付给你了。”他声音哽咽，“这些工人，跟了我大半辈子，你要……要善待他们。”
“您放心。”卓全峰握着他的手，“我也是工人出身，知道工人的苦。”
从罐头厂出来，孙小海忍不住说：“全峰，五万块钱买百分之三十的股份，是不是亏了？那破厂子，设备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厂房漏雨，工人老弱病残……”
“小海，你看得浅了。”卓全峰说，“罐头厂值钱的不是设备，是资质——国营食品厂的生产许可证、卫生许可证、出口许可证，这些证件，咱们自己办，得花多少钱、多少时间？现在花五万，全有了。”
“还有工人。”李明补充，“二百多熟练工，虽然年纪大了点，但有经验。咱们培训新手，也得花成本。”
“最重要的是地理位置。”卓全峰指着厂区，“松江市是交通枢纽，铁路、公路都方便。以后咱们的山货在这里加工，运往全国，能省多少运费？”
孙小海恍然大悟：“还是你想得远！”
罐头厂是第一个投资项目。第二个，是地区招待所。
八月二十日，地区行署会议室。这次谈判更艰难——招待所是事业单位，归行署办公室管，让私人承包？前所未有。
“卓董事长，你的想法很大胆。”行署办公室主任姓刘，四十多岁，说话滴水不漏，“但招待所是政府接待窗口，承包给企业……影响不好。”
“刘主任，招待所去年亏损八万，今年上半年又亏了五万。”卓全峰拿出审计报告，“政府财政紧张，还要拿钱贴补。我们承包，每年上交两万承包费，另外承担所有维修、人工成本。政府不仅不贴钱，还能收钱，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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