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五日,立秋刚过,暑热未消。
松江市第一罐头厂的大会议室里,烟雾弥漫得像澡堂子。长条会议桌两边,泾渭分明——左边坐着罐头厂的领导班子,厂长姓周,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右边坐着卓全峰、孙小海、李明,还有从省城请来的律师老陈。
墙上挂着的锦旗已经褪色,“先进单位”“质量标兵”的奖状蒙着一层灰。窗玻璃破了一块,用报纸糊着,风一吹哗啦哗啦响。
“周厂长,咱们开门见山。”卓全峰把一份文件推过去,“根据市轻工局的改制方案,我们兴安集团愿意出资五万元,入股罐头厂,占股百分之三十。”
周厂长拿起文件,手微微发抖。不是激动,是气的。
“卓董事长,我们罐头厂……是国营老厂。”他声音干涩,“五八年建厂,最红火的时候,一年上缴利税五十万!全市谁家不吃咱们厂的罐头?现在……现在让你们乡镇企业入股,这、这成何体统?”
“周厂长,这话不对。”孙小海忍不住了,“你们厂去年亏损二十万,欠银行三十万,工人三个月没发工资了。要不是我们接手,下个月就得关门!”
“小海。”卓全峰摆摆手,示意他别急,“周厂长,我理解您的心情。国营老厂,有感情。可现在是市场经济,光靠感情吃不饱饭。工人们要吃饭,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这些都要钱。”
周厂长沉默了。他身后的副厂长、书记们也都不吭声。会议室里只有电风扇吱呀吱呀的转动声。
“我们入股,不是要吞并。”卓全峰继续说,“是合作。我们出资金、出技术、出市场,你们出现成的厂房、设备、工人。罐头厂还是罐头厂,但产品要升级,要开发新产品。”
“什么新产品?”周厂长问。
“山野菜罐头,野味罐头,松子、榛子等坚果深加工产品。”卓全峰拿出一份市场调研报告,“现在城里人讲究健康,咱们东北的山珍野味,在外地很受欢迎。深圳那边,一罐松茸罐头卖二十块钱,还供不应求。”
“二十块?”一个副厂长惊呼,“咱们的猪肉罐头才三块五!”
“这就是差距。”卓全峰说,“我们有资源,你们有设备,结合起来,就能创造价值。初步估算,改造后第一年,罐头厂就能扭亏为盈,利润不低于十万。”
十万!会议室里响起一片吸气声。罐头厂已经五年没盈利了。
周厂长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卓董事长,你说的……能实现吗?”
“能。”卓全峰斩钉截铁,“我们集团在靠山屯有养殖基地,在山里有采挖队,原料供应充足。深圳、广州、上海都有销售渠道。只要产品质量过关,不愁卖。”
“那……工人怎么办?”周厂长最关心这个,“厂里二百多号工人,好多是一家子的顶梁柱……”
“一个不减,全部接收。”卓全峰说,“工资按原标准发放,三个月后根据绩效调整。愿意学的,我们培训;愿意干的,我们给机会。只有一条——打破铁饭碗,能者多劳,多劳多得。”
会议开了三个小时。最终,周厂长在入股协议上签了字。签完字,这位当了二十年厂长的老工人,眼圈红了。
“卓董事长,我把厂子……托付给你了。”他声音哽咽,“这些工人,跟了我大半辈子,你要……要善待他们。”
“您放心。”卓全峰握着他的手,“我也是工人出身,知道工人的苦。”
从罐头厂出来,孙小海忍不住说:“全峰,五万块钱买百分之三十的股份,是不是亏了?那破厂子,设备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厂房漏雨,工人老弱病残……”
“小海,你看得浅了。”卓全峰说,“罐头厂值钱的不是设备,是资质——国营食品厂的生产许可证、卫生许可证、出口许可证,这些证件,咱们自己办,得花多少钱、多少时间?现在花五万,全有了。”
“还有工人。”李明补充,“二百多熟练工,虽然年纪大了点,但有经验。咱们培训新手,也得花成本。”
“最重要的是地理位置。”卓全峰指着厂区,“松江市是交通枢纽,铁路、公路都方便。以后咱们的山货在这里加工,运往全国,能省多少运费?”
孙小海恍然大悟:“还是你想得远!”
罐头厂是第一个投资项目。第二个,是地区招待所。
八月二十日,地区行署会议室。这次谈判更艰难——招待所是事业单位,归行署办公室管,让私人承包?前所未有。
“卓董事长,你的想法很大胆。”行署办公室主任姓刘,四十多岁,说话滴水不漏,“但招待所是政府接待窗口,承包给企业……影响不好。”
“刘主任,招待所去年亏损八万,今年上半年又亏了五万。”卓全峰拿出审计报告,“政府财政紧张,还要拿钱贴补。我们承包,每年上交两万承包费,另外承担所有维修、人工成本。政府不仅不贴钱,还能收钱,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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