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这天的京城，风里带着新柳的清气。林砚刚核完西北的春播粮款，就见周延的老管家匆匆进来，手里捧着个蓝布包袱：“林郎中，老爷让您去趟府里，说有要紧事。”
他赶到周府时，老尚书正坐在葡萄架下打包书册。晨光透过新发的嫩叶，在泛黄的书卷上投下斑驳的影，周延拿起本《度支琐记》，轻轻掸去封面的灰：“这是我年轻时记的账，你拿去看，里面有不少老法子，或许用得上。”
林砚的心猛地一沉。上周在户部，就听老吏们议论“周尚书要告老”，他总觉得是谣传，如今见这打包的书册，才知是真的。“恩师，您真要走？”他的声音有些发紧，指尖捏着那本《度支琐记》，封面上“周延手录”四个字磨得发亮。
“人老了，就想回江南种点菜。”周延笑着拍拍他的肩，掌心的温度透过青布衫传过来，“你在户部三年，税银增了，粮耗减了，连最难啃的商税都理得顺顺当当，我留着也多余。”他从怀里掏出个紫檀木盒，里面是枚铜制的算珠，“这是我刚入仕时，我爹给我的，说‘当官如算账，每颗珠子都要落得实’，现在传给你。”
林砚接过算珠，沉甸甸的，像握着份千斤重的托付。他想起三年前刚到户部，连“度支司”的印章都不会用，是周延把着他的手，在空白的账册上盖下第一个红印，说“这印一盖，就欠着天下百姓的账，得一笔笔还清”。
“户部的事，就像种庄稼。”周延望着院角的菜畦，里面刚种下的青菜冒出嫩芽，“你得盯着施肥、除虫，哪颗苗蔫了都得及时浇水，半点歇不得。”他忽然加重语气，“尤其那粮仓，老法子积弊太深，不彻底改，粮耗还得涨，百姓的救命粮，不能再烂在仓里。”
林砚想起去年巡查北平粮仓时，见仓底的谷子发了霉，仓吏却说是“天潮难免”。当时他想按“清河法”改造，却被老臣以“劳民伤财”驳回，如今周延临走前特意叮嘱，显然是把这事记在了心上。
“您放心，粮仓的事，我一定办妥。”林砚把算珠揣进怀里，冰凉的铜面贴着心口，像块醒目的提醒。
三日后，早朝的钟声刚落，皇帝就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布：“周延致仕，户部侍郎一职，暂由林砚代理，管度支、仓场两司。”
满朝的目光齐刷刷落在林砚身上，有惊讶，有赞许，也有几分不以为然。站在队列末尾的几个老吏窃窃私语：“一个农家子，刚满三十就管度支，怕是镇不住……”
林砚出列谢恩时，指尖下意识摩挲着怀里的铜算珠。他没说豪言壮语，只躬身道：“臣定当守好账本，不负陛下所托。”声音不高，却像账册上的数字，透着股不容置疑的实在。
退朝后，沈砚抱着新刻的“代理侍郎”印章跑来，脸上的笑藏不住：“林郎中，哦不，林侍郎！您现在可是正经的三品官了，咱值房是不是该换个大些的？”
“印章是用来盖在账上的，不是用来撑门面的。”林砚接过印章，在废纸上盖了个印，见字迹清晰，才满意地点头，“先去仓场看看。”
仓场在京城外的通州，马车走了两个时辰才到。刚进仓区，一股霉味就扑面而来。林砚皱着眉掀开粮仓的草帘，见谷子堆得挨着地，墙角结着白霜，几个仓吏正围着炭火盆赌钱，见他来了才慌忙起身。
“这仓里的粮，月耗多少？”林砚抓起把谷子，指尖捏出几粒发黑的，“霉成这样，怎么不晒？”
为首的仓吏是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头，斜着眼道：“林侍郎有所不知，这粮仓百年都是这么堆的，天潮嘛，哪能不霉？再说晒粮费人工，去年算下来，光晒粮钱就花了三百两……”
“三百两？”林砚冷笑一声，从怀里掏出清河粮仓的账册，“我老家的粮仓，月耗只有你们的三成，晒粮用的是村民轮值，分文不花。”他指着墙角的潮气，“不是天潮，是你们懒！把粮堆离地三尺，四面开窗，潮气自然散了。”
山羊胡仓吏撇撇嘴：“那得拆了重盖，一座仓就得花五十两，咱这有二十座仓，一千两银子呢！”
“一千两换每年省两千石粮，你说值不值？”林砚拿出算盘噼啪一算，“两千石粮够三百户吃一年，这账你都不会算？”他忽然想起周延的话，这粮仓积弊，根子就在“懒”和“贪”——懒于改法子，贪于把粮耗的银子揣进腰包。
他当即让人取来笔墨，在仓墙上写下“改造令”：“所有粮仓，按清河法改造：高三尺、木架离地、四面开窗，仓门设双人锁，仓吏与地方官各执一钥。三个月后验收，不合格者，就地罢官。”
字迹力透纸背，溅在墙上的墨点像一颗颗钉子，钉得那些磨洋工的仓吏不敢出声。林砚放下笔时，忽然看见仓顶的梁上刻着行小字：“正德三年，耗粮三十石”，墨迹早已发黑，却像在无声地诉说着，这粮仓的积弊，已经拖了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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