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这天的京城,风里带着新柳的清气。林砚刚核完西北的春播粮款,就见周延的老管家匆匆进来,手里捧着个蓝布包袱:“林郎中,老爷让您去趟府里,说有要紧事。”
他赶到周府时,老尚书正坐在葡萄架下打包书册。晨光透过新发的嫩叶,在泛黄的书卷上投下斑驳的影,周延拿起本《度支琐记》,轻轻掸去封面的灰:“这是我年轻时记的账,你拿去看,里面有不少老法子,或许用得上。”
林砚的心猛地一沉。上周在户部,就听老吏们议论“周尚书要告老”,他总觉得是谣传,如今见这打包的书册,才知是真的。“恩师,您真要走?”他的声音有些发紧,指尖捏着那本《度支琐记》,封面上“周延手录”四个字磨得发亮。
“人老了,就想回江南种点菜。”周延笑着拍拍他的肩,掌心的温度透过青布衫传过来,“你在户部三年,税银增了,粮耗减了,连最难啃的商税都理得顺顺当当,我留着也多余。”他从怀里掏出个紫檀木盒,里面是枚铜制的算珠,“这是我刚入仕时,我爹给我的,说‘当官如算账,每颗珠子都要落得实’,现在传给你。”
林砚接过算珠,沉甸甸的,像握着份千斤重的托付。他想起三年前刚到户部,连“度支司”的印章都不会用,是周延把着他的手,在空白的账册上盖下第一个红印,说“这印一盖,就欠着天下百姓的账,得一笔笔还清”。
“户部的事,就像种庄稼。”周延望着院角的菜畦,里面刚种下的青菜冒出嫩芽,“你得盯着施肥、除虫,哪颗苗蔫了都得及时浇水,半点歇不得。”他忽然加重语气,“尤其那粮仓,老法子积弊太深,不彻底改,粮耗还得涨,百姓的救命粮,不能再烂在仓里。”
林砚想起去年巡查北平粮仓时,见仓底的谷子发了霉,仓吏却说是“天潮难免”。当时他想按“清河法”改造,却被老臣以“劳民伤财”驳回,如今周延临走前特意叮嘱,显然是把这事记在了心上。
“您放心,粮仓的事,我一定办妥。”林砚把算珠揣进怀里,冰凉的铜面贴着心口,像块醒目的提醒。
三日后,早朝的钟声刚落,皇帝就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宣布:“周延致仕,户部侍郎一职,暂由林砚代理,管度支、仓场两司。”
满朝的目光齐刷刷落在林砚身上,有惊讶,有赞许,也有几分不以为然。站在队列末尾的几个老吏窃窃私语:“一个农家子,刚满三十就管度支,怕是镇不住……”
林砚出列谢恩时,指尖下意识摩挲着怀里的铜算珠。他没说豪言壮语,只躬身道:“臣定当守好账本,不负陛下所托。”声音不高,却像账册上的数字,透着股不容置疑的实在。
退朝后,沈砚抱着新刻的“代理侍郎”印章跑来,脸上的笑藏不住:“林郎中,哦不,林侍郎!您现在可是正经的三品官了,咱值房是不是该换个大些的?”
“印章是用来盖在账上的,不是用来撑门面的。”林砚接过印章,在废纸上盖了个印,见字迹清晰,才满意地点头,“先去仓场看看。”
仓场在京城外的通州,马车走了两个时辰才到。刚进仓区,一股霉味就扑面而来。林砚皱着眉掀开粮仓的草帘,见谷子堆得挨着地,墙角结着白霜,几个仓吏正围着炭火盆赌钱,见他来了才慌忙起身。
“这仓里的粮,月耗多少?”林砚抓起把谷子,指尖捏出几粒发黑的,“霉成这样,怎么不晒?”
为首的仓吏是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头,斜着眼道:“林侍郎有所不知,这粮仓百年都是这么堆的,天潮嘛,哪能不霉?再说晒粮费人工,去年算下来,光晒粮钱就花了三百两……”
“三百两?”林砚冷笑一声,从怀里掏出清河粮仓的账册,“我老家的粮仓,月耗只有你们的三成,晒粮用的是村民轮值,分文不花。”他指着墙角的潮气,“不是天潮,是你们懒!把粮堆离地三尺,四面开窗,潮气自然散了。”
山羊胡仓吏撇撇嘴:“那得拆了重盖,一座仓就得花五十两,咱这有二十座仓,一千两银子呢!”
“一千两换每年省两千石粮,你说值不值?”林砚拿出算盘噼啪一算,“两千石粮够三百户吃一年,这账你都不会算?”他忽然想起周延的话,这粮仓积弊,根子就在“懒”和“贪”——懒于改法子,贪于把粮耗的银子揣进腰包。
他当即让人取来笔墨,在仓墙上写下“改造令”:“所有粮仓,按清河法改造:高三尺、木架离地、四面开窗,仓门设双人锁,仓吏与地方官各执一钥。三个月后验收,不合格者,就地罢官。”
字迹力透纸背,溅在墙上的墨点像一颗颗钉子,钉得那些磨洋工的仓吏不敢出声。林砚放下笔时,忽然看见仓顶的梁上刻着行小字:“正德三年,耗粮三十石”,墨迹早已发黑,却像在无声地诉说着,这粮仓的积弊,已经拖了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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