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徐州会战纪念馆内光线柔和，气氛庄重肃穆。张研究员引着陈砚，穿过记述着宏观战局的主展区，来到了一个相对独立、主题更为聚焦的区域——“禹王山阻击战”专题展区。这里的灯光更为集中，仿佛将八十多年前那片焦土上的血火悲歌，浓缩于此。
张研究员从一个恒温恒湿的档案柜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份文件夹。他戴上白手套，从中取出一张已经严重泛黄、纸质脆化、边缘有些破损的纸张复印件。纸张上是竖排印刷的繁体字，抬头清晰地印着《西北军第五十九军战报》，日期标注为“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十日”（即1938年4月10日）。
他将这份复印件轻轻放在展区旁的阅览台上，用手指着其中一段文字，对陈砚说：“陈老师，你看这里。”
陈砚屏住呼吸，俯身细看。油墨因年代久远而有些模糊，但字迹依然可辨：
“……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副团长赵振国，率部固守禹王山东侧三号高地。自晨至暮，日军以飞机轮番轰炸，重炮持续覆盖，阵地工事几近全毁，我军官兵伤亡枕藉，情形万分危急。赵副团长左腿为弹片所中，血流如注，然其拒不下火线，裹创督战，激励士气，亲临前沿指挥。经一日惨烈搏杀，所部官兵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连续击退日军十三次疯狂冲锋，终使阵地屹立未失……”
陈砚的指尖悬在“赵振国”三个字上方，缓缓划过。冰冷的印刷体文字，此刻却仿佛带着硝烟的温度和鲜血的粘稠。每一个字都像一枚沉重的钉子，将那段惨烈的历史牢牢钉在纸上。
他抬起头，目光转向展区中央那个制作精细、比例准确的禹王山地形沙盘。沙盘上山峦起伏，沟壑纵横，用不同颜色和符号标注着敌我双方态势。他的视线很快锁定在沙盘东侧一个用红色小旗标记的区域，旁边清晰地标注着“113团主阵地”。那片区域在沙盘上显得格外“残破”，布满了象征弹坑的凹陷和代表焦土的暗色。
“这就是赵振国他们坚守的地方。”陈砚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恐怕都浸透了他们的鲜血。”
张研究员默默点头，神色凝重。他又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放大并经过修复的黑白照片复印件。照片背景是荒芜的山坡和简陋的野战工事，一群士兵或蹲或趴在泥泞的战壕里，军服破旧，面容疲惫，但眼神都望向镜头之外，带着警惕与坚毅。他们手中的武器，除了步枪，还能看到几把颇具西北军特色的大刀。
“这张照片，是当时随军记者冒死拍摄的，记录的是禹王山阻击战期间，一处前沿阵地的情景。”张研究员指着照片最前方一个倚靠在战壕边缘的军官，“你看这个人。”
陈砚凑近细看。那人军帽帽檐下压，面容瘦削，嘴唇紧抿，下颌线条绷得很紧。他的左腿膝盖下方，粗糙地缠着厚厚的绷带，血迹已经从里面渗了出来，在浅色的绑带上染开一片深色。然而，他的右手却紧紧握着一面小小的、边缘已经破损的指挥旗，旗杆杵在地上，支撑着他一部分身体的重量。他的眼神异常锐利，正透过弥漫的硝烟望向远方，那目光里没有痛苦，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专注和不容置疑的决绝。
“根据照片背面的模糊记录和多方考证，”张研究员的声音很轻，仿佛怕惊扰了照片中的人，“这个左腿负伤仍坚持指挥的军官，极有可能就是赵振国副团长。”
陈砚凝视着照片中那双眼睛，一种奇异的熟悉感涌上心头。那眼神深处的东西，他在王铁山眼中见过，那是失去沈阳、兄长下落不明时的悲愤与不甘；在赵德胜眼中见过，那是面对战友成片倒下、挥舞大刀与敌偕亡时的决绝与仇恨。那是一种属于那个时代中国军人的、共通的不服输的劲头，是民族危亡之际，被逼到绝境后迸发出的最原始、最顽强的生命力。
“是他。”陈砚几乎可以肯定。军号上那粗犷的刻痕，战报中简练的描述，与照片上这个负伤不退、眼神如刀的军官，完美地重叠在了一起。
看完赵振国的资料，张研究员又带着陈砚走向展区的另一侧。这里有一个独立的玻璃展柜，里面陈列的物品与周围的枪炮武器显得格格不入，却更让人心头沉重。
展柜中央，是一个深棕色的木质医药箱。箱子不大，边角有多处磕碰磨损的痕迹，颜色深浅不一，显然是长期使用和岁月侵蚀共同作用的结果。箱盖正中，用一个相对纤细的刻痕，清晰地刻着一个“林”字。刻痕不深，但笔划清晰工整，仿佛刻写者带着一种温柔的坚持。医药箱旁边，摆放着一个深色玻璃瓶，里面的液体早已干涸，瓶身上贴着的纸质标签虽已泛黄破损，但还能辨认出“碘酒”字样以及“1938年3月”的生产日期标识。
“这就是林岚同志当年使用的医药箱。”张研究员介绍道，语气中充满了敬意，“根据我们搜集到的零散回忆录和当时卫生队的记录，林岚是新四军派驻协同作战的卫生员之一，年纪很轻，但非常勇敢细心。在禹王山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她冒着猛烈的炮火，穿梭在各个阵地之间，抢救了无数伤员。后来，在一次向后方转移重伤员的途中，他们一行人遭遇了日军炮火覆盖……林岚为了掩护伤员，身负重伤，最终……没能抢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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