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武汉天河机场的到达大厅内人流如织。长江流域特有的湿润空气，裹挟着初夏的温热扑面而来，与云南高原的清爽干燥截然不同。陈砚拉着行李箱走出闸口，目光在接机人群中快速搜寻。很快，他看到了那块熟悉的手写纸牌——“接陈砚老师”。举着牌子的是一位约莫四十多岁、戴着细边眼镜、气质干练文雅的中年女性，她手中还拿着一本蓝色封面的厚实书籍。
陈砚快步上前。那位女士也立刻注意到了他，脸上露出热情而亲切的笑容，迎了上来。
“陈砚老师，一路辛苦了！欢迎来到武汉。”她伸出手，与陈砚有力地握了握，手温暖而坚定，“我是武汉空战纪念馆的研究员，李敏。王浩研究员已经提前和我详细沟通了您的情况。”
“李研究员，您好！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来接我，给您添麻烦了。”陈砚连忙道谢，目光自然地被李敏手中的书吸引。
李敏注意到他的视线，微笑着将书递了过来。“这是最新修订版的《武汉空战纪实》，里面有一个专门的章节梳理了苏联援华航空队的事迹，其中提到了伊万·彼得罗夫。您可以在路上先翻看一下，有个初步印象。”
陈砚双手接过书籍。深蓝色的封面上，是银色的战机剪影划过云层的图案。他翻开目录，很快找到了相关章节，在李敏的示意下，两人一边向停车场走去，他一边快速浏览起来。
书中关于伊万·彼得罗夫的记述比网络上零星的信息要详实得多。不仅有他的基本履历、所属部队、参战时间，还引用了部分当时的中苏双方战报记录以及战后幸存者的零星回忆。
“……伊万·彼得罗夫，苏联空军志愿队歼击机飞行员。1938年2月抵达中国。先后参加南昌、武汉等多场空战，技术精湛，作风勇猛。其飞行日志显示，至1938年9月，经确认的个人战绩为击落日机5架……”
陈砚的目光停留在一段引用自某位中国地勤人员晚年回忆的文字上：“……1938年10月初的一次空战结束后，彼得罗夫同志的飞机带着伤回来，机身上好几个弹孔。他跳下飞机时，手里好像拿着个什么东西，黄铜的，在太阳底下反光。后来听说，是他在迫降后，一位救助他的中国老乡送给他的，说是‘能带来好运和胜利消息的号角’。彼得罗夫同志很珍视，还跟我们比划，说听到号声，就像听到了胜利的召唤……”
这段描述让陈砚的心跳猛地加快。时间、地点、人物、物品特征，都与周姐转来的那封信件、与军号上的刻痕严丝合缝。
“我们先去酒店安顿，你也休息一下。”李敏启动了车辆，驶入机场高速，语气温和而周到，“明天我再接你去纪念馆。馆里收藏了更多关于伊万·彼得罗夫的一手资料，包括他的部分飞行日志影印件、一些私人物品的照片，还有当年武汉空战的一些实物和大型场景复原。到了那里，你能更身临其境地感受当年‘武汉上空’的惨烈与悲壮，也能更深入地了解伊万他们的故事。”
“好的，一切听李老师安排。真是太感谢您了，为了伊万的事情，让您和王研究员费心了。”陈砚由衷地说道。
李敏从后视镜里看了陈砚一眼，笑容真诚：“陈老师千万别客气。还原历史真相，铭记那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是我们纪念馆工作的核心价值之一。伊万·彼得罗夫，以及所有苏联援华航空队的英雄，他们的事迹不应该被遗忘。能找到更完整的线索，让他们的形象更加丰满地呈现给世人，我们求之不得。”
车辆平稳地行驶在通往市区的道路上。陈砚望向窗外，武汉的街景逐渐展开。宽阔的马路，林立的高楼，纵横交错的高架桥，繁忙而有序的车流，以及远处隐约可见的、波光粼粼的东湖水面，构成了一座现代化大都市的勃勃生机。这景象与古朴的徐州、秀丽的昆明风格迥异，却同样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与和平年代特有的安宁繁荣。
看着车窗外掠过的繁华景象，陈砚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伊万飞行日志里可能记载的、或是那位中国地勤人员回忆中的画面——硝烟弥漫的天空，呼啸的战机，燃烧的云朵，以及那位异国青年在战火间隙，摩挲着一把中国军号时，眼中对“胜利消息”的期盼。眼前的这份安宁与繁荣，不正是伊万和他无数的战友们，当年在空中殊死搏杀、用生命去呼唤和守护的“胜利”本身吗？一股深沉而广博的温暖，如同长江之水，在他心中静静流淌。
途中，李敏像是想起了关键细节，一边注意着路况，一边说道：“对了，陈老师。在初步整理伊万·彼得罗夫留下的零星文档时，我们发现了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记录。那是他在一本便签纸上用俄文写下的几句话，似乎是对一次特别经历的追记。”
她略微回忆了一下，复述道：“笔记中提到，1938年秋天，大概是他最后一次战斗任务之前，他在武汉郊区一处临时野战医院养伤时，得到了一把中国军号。送他军号的是一位同样在那里养伤的中国军官，那位军官说，这把号来自北方的战场，上面刻着几位牺牲战友的姓氏，希望它能给远道而来帮助中国的朋友带来好运。伊万在笔记里特别记下了号管上刻着的三个中国字，据我们请专家辨认，分别是‘王’、‘赵’、‘林’。”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