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筒砸在地板上的声音并不响，但在死寂的宴会厅里，却像是一记闷雷炸开。
我盯着地上那个黑色的圆柱体，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发不出半点声音。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撞击，那种熟悉的、久违的悸动顺着脊椎骨往上爬，一直顶到后脑勺。
眼前这张脸，太陌生了，又太熟悉了。
陌生的是他眼角的皱纹和花白的头发，熟悉的是那股子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倔劲儿。三十年了，时间这把杀猪刀没放过任何人，连我也没能幸免。但此刻，所有的震惊、慌乱、甚至是一丝恐惧，都在他缓缓抬起的那只手面前，变得微不足道。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灰色夹克，袖口磨出了毛边。那双手布满老茧，指节粗大，拿着一份泛黄的文件袋，动作缓慢而郑重。
全场几百号人，刚才还喧闹得像一锅沸水，现在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身上，好奇、疑惑、惊叹，各种眼神交织在一起，像是一张巨大的网，把我罩在里面。
我没有动，他也站着不动。
这种僵持持续了大概三秒，或者五秒？时间在这里失去了意义。
直到他开口，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乡音，却字字清晰：“三十年了，你还记得这张纸吗？”
这句话像是一把钥匙，咔嚓一声，拧开了我记忆的锁。
我深吸一口气，弯腰，捡起话筒。手指有些抖，但我用力攥紧，直到指节发白，才稳住呼吸。抬起头，我看着台上那个人，嘴角勉强扯出一个弧度，算是打招呼。
“记得。”我对着话筒说，声音通过音响传遍全场，“怎么会不记得。”
他从内袋里掏出那份文件袋，撕开封口，抽出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纸张已经严重老化，边缘泛黑，上面还有几处明显的折痕和污渍，像是经历过无数次的摩挲和翻阅。但他展开的动作很轻，像是在对待一件易碎的珍宝。
灯光打在那张纸上，墨迹虽然褪色，但字迹依然刚劲有力。
那是我的签名，也是他的签名。
旁边站着的助手小陈显然没见过这阵仗，愣愣地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流程表，一脸茫然。台下的人群开始窃窃私语，议论声像潮水一样蔓延开来。
神秘嘉宾没有理会周围的嘈杂，他只是指着合同末尾那一行并列的签名，大声说道：“你看这儿。你写‘李哲’这两个字的时候，用了十分钟。你说，一笔写到底，不能断，断了就不吉利。”
听到这话，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记忆的画面瞬间清晰起来。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出租屋里的风扇吱呀作响，停电了。我们点着蜡烛，在那张破旧的木桌上熬夜改条款。为了赶在第二天早上去工商局盖章，我咬着笔杆，憋红了脸，终于把名字写完。那天路灯昏黄，烛光摇曳，我的手确实抖得厉害。
“我记得……”我低声说道，声音有些哽咽，“那天停电，我借着路灯写的。”
“是啊。”嘉宾点点头，眼神温和，“那时候咱们穷啊，连个像样的印章都没有。还是我去街上找了家刻章铺，花了五毛钱，盖下了第一个公司印鉴。红彤彤的一团血，看着就喜庆。”
台下响起一阵低低的惊呼声。五毛钱？一个印鉴？这对于现在的商业巨头来说，简直是个笑话。但对于当时的我们，那是梦想开始的标志。
嘉宾将合同轻轻放在舞台中央的一个临时搭建的展示台上。那台子是专门用来放奖杯的，平时冷冰冰的金属表面，此刻放着那张皱巴巴的旧纸，显得格外扎眼，却又格外真实。
“今天我不是来领功的，也不是来叙旧的。”嘉宾退后一步，双手背在身后，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又像个完成使命的战士，“你说过，等成功那天，要把第一份合同拿回来看看。现在，我替你做到了。”
说完，他冲我点了点头，转身走下舞台。背影佝偻，步伐蹒跚，很快消失在侧门的阴影里。没有告别，没有留恋，就像他来时一样突然。
我站在原地，看着展示台上的那份合同。
周围安静了几秒钟，随后，掌声如潮水般涌来。起初是零星的，接着越来越密集，最后变成了雷鸣般的轰鸣。人们鼓掌，是因为感动，因为怀旧，也因为这份跨越三十年的坚守。
我没有立刻回应掌声。
我走上展示台，站在合同面前。近距离看，这张纸比我想象的还要破旧。上面的墨水晕染开来，有些地方已经看不清了。我用手指轻轻抚过合同表面，指尖传来粗糙的触感。
“它比我老。”我对着话筒说道，语气轻松，带着一丝调侃，“但也比我还硬气。撑过了三十年风雨，没碎，也没烂。”
台下再次响起笑声，这次是善意的、温暖的笑声。
我拿起话筒，目光扫过台下那些熟悉的面孔。父亲母亲坐在前排，眼里含着泪光；老赵、王总他们也在，脸上挂着欣慰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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