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去拜访了城东的大地主王世仁。王世仁倒是痛快，见了他就说：“郭公子，你来找我，我也跟你说实话。苏老爷那个人，你是知道的。他办的事，我不掺和。不是我不帮忙，是我帮不上。”说完，端起茶碗，低头喝茶，不再吭声。郭秀才坐着等了片刻，见没有下文，便起身告辞。
他又去拜访了县衙里的几个主簿和典吏。这些人比赵老板和王世仁更难对付——见了面客气得很，“郭公子长郭公子短”的，可一说到李信，话就拐弯了，不是说“这是苏老爷亲自过问的案子，我们不好插手”，就是说“案子还在查，等查清了自然就放了，郭公子不必太担心”。没有一句是实打实的，也没有一口是实在的。
郭秀才从县衙侧门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暗了。
他站在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忽然觉得有些恍惚，苏京就像一座山，横在那里，挡住了所有通往李信的路。他绕了一圈，从米店到地主，从县衙到苏宅，该找的人都找了，该说的话都说了，可苏京不见他，那些人也不敢动。他能做的，似乎都做了，可什么也没有改变。
他想了想，又去拜访了苏京府上的人。苏京的管家钱先生他见过几次，算不上熟，但至少说得上话。他提了一份礼去钱家，钱管家倒是没把他拦在门外，客客气气地请了进去，坐了半个时辰，茶喝了三杯，话说了不少，可每次郭秀才把话题引到李信身上，钱管家就把话题岔开——说今天的天气，说城里的粮价，说戏班子新排的戏，就是不说李信。
郭秀才离开钱家的时候，夜色已经很深了。
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想起昨天自己对李信的妻子说的那番话——“可能会破财消灾”，现在看来，连破财消灾都找不到门路，苏京不见他们，不见李信家的人，也不见他郭秀才。
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苏京根本不打算跟他们谈，是让李信彻底闭嘴，再也不能在城门口施粥，再也不能让灾民们喊他“李公子”。
几日后的杞县，像一口被抽干了水的枯井。
城门口的粥棚还在，木桩戳在那里，油布被风吹得破了一个口子，哗啦啦地响。锅没有了，灶台还在，灶膛里的灰被雨水打湿了，结成了硬邦邦的一块，像是一块凝固的伤疤。
施粥的人没了，粥也就没了。
县衙外的百姓们也少了。
一部分是走了，背着破包袱出了城，往南走，往东走，往任何可以走的方向走。他们也不知道别处有没有活路，但留在这里肯定是没有活路的。李公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李公子的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喝上，与其在这里等着饿死，不如出去碰碰运气。走的人大多是身强力壮的——或者说，相对身强力壮的。那些老的、弱的、病的、带着太小孩子的，走不了，只能留下。
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县衙门口。他们从早到晚地坐着，靠着墙根，缩在阴影里，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动，就那么坐着。偶尔有人站起来，走到差役跟前，说一句“放李公子出来”，差役不理他，他又走回去坐下。人越来越少了，第一天还有几百号，第二天少了一半，第三天又少了一半，到了第四天，只剩下几十个最执拗的，还坐在那里，像几块被风吹雨打得快散架了的石头。
还有一些人变成了行尸走肉。他们在大街小巷里游荡，翻垃圾堆里能吃的东西，捡别人扔掉的东西，看见什么就往嘴里塞——树皮、草根、烂菜叶子，甚至还有人去挖土里的蚯蚓。他们不吵不闹，不哭不笑，眼睛里没有光，脸上没有表情，只是机械地走着，找着，吃着。偶尔有人倒下去了，就再也没有起来。路过的人看一眼，绕过去，继续走。
郭秀才这些天没有停过。
他几乎每天都出门，早出晚归，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他去拜访了所有他能想到的人——县城的士绅、商会的头面人物、衙门里的书吏、苏京的远房亲戚，甚至连城隍庙的庙祝都去找了，想托人递个话进去。每次出门之前，他都觉得自己这次也许能行，可每次回来的时候，手里还是空的。
四月初一，天还没亮，变故就来了。
李信被关在县衙后院的一间厢房里，已经好几天了。屋子不大，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窗上糊着纸，每天的饭食有人送，不算好，也不算差，他每天坐在屋子里，要么看书，要么就坐着发呆，想家里的事，想施粥的事，想那些等着他施粥的人。
这一天天还没亮，他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不止一个人，杂沓的，急促的，像是出了什么事。他坐起来，还没来得及穿鞋，门就被踹开了。
周捕快站在门口，身后跟着四五个差役。
“李公子，”周捕快的语气和前几天不一样了，没有那点若有若无的客气了，硬邦邦的，像是在说一件已经定了的事：“上头有令，你该换地方了。”
李信的心猛地沉了一下。他一边穿鞋一边问：“换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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