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东庑那间新辟的“新政实录库”，在早春的晨光里蒸腾着新研墨锭的苦香与樟木箱的清气。当其其格推开那扇还散发着桐油气味的柞木门时，晨风灌入，吹动了库房中唯一一张长案上摊开的卷宗——那是《英宗实录》的末卷抄本，纸页边缘用朱笔批注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墨迹尚新，在光线下泛着湿润的光泽。
最上面一页，恰好停在“帝崩于乾清宫”那句之后。但下面不是空白，而是添了一行工整的楷书补注：
“成化元年二月朔，新帝御文华殿，召内阁、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诸臣，示《治国方略》九卷，曰：‘此先帝三十年心血，朕当时时翻阅，卿等亦当熟读。’”
其其格的手指抚过那行字。墨是工部新贡的“玄玉光”，黑中泛紫，据说能百年不褪。可她知道，真正不褪的，不是墨，是那些被写进方略里的规矩，是那些刚刚开始运行、却已初见成效的制度。
真正的转变，在三日后文华殿的朝会上显露端倪。朱见深——现在已是成化皇帝——坐在御座上，身上穿的还是那身杏黄四团龙袍，但肩线处的褶皱已被熨平，冠冕下的脸虽然仍显年轻，却已褪去了监国时的青涩。他没有像先帝那样先让内阁奏事，而是直接开口：
“昨夜，朕彻读《治国方略》卷四‘赋税篇’。”年轻的皇帝声音不高，但很清晰，“先帝推行一条鞭法，天下田亩清丈，税则归总，实乃万世之基。然朕有一问——”他的目光扫过丹墀下的户部尚书王直，“王尚书，一条鞭法推行至今已十二年，各省实收税银，较清丈前增加几何？百姓实际负担，减轻几何？”
王直愣了愣。这位老臣在户部任职二十年，从未有皇帝在朝会上直接问出如此具体的问题。他急忙出列，从袖中取出随身携带的《岁入简报》：“回陛下，清丈前，天下田赋岁入银八百二十万两；清丈后，去年岁入一千一百四十万两，增三百二十万两。至于百姓负担……”他迟疑了一下，“按每亩实征银钱计，平均减轻约两成。”
“两成。”朱见深重复了这个数字，然后从御案上拿起一份奏章，“可这是北直隶、南直隶、浙江这些清丈彻底之地的数据。而这份——”他展开奏章，“是云南布政使司的密奏。上面说，该省清丈田亩，只完成六成；清丈出的隐田，不及预估半数。为何？”
殿内一片寂静。许多官员低下了头。
“因为云南山多田少，土司势大，清丈官员不敢深究；因为地方胥吏与豪强勾结，阳奉阴违；更因为……”朱见深顿了顿，声音冷了下来，“朝廷的监察，没有跟上。廉政公署的御史，三年才去云南巡查一次，每次停留不过旬月。这么短的时间，能查出什么？”
程允执站在文官班列之首，听着这些话，心中五味杂陈。他既欣慰——新帝确实认真读了方略，抓住了要害；又忧虑——如此直白地指出弊病，恐触动太多人的利益。
但年轻的皇帝没有停：“所以朕决定，成化元年第一项新政——在各省设‘清丈稽查司’，直属户部与廉政公署双重管辖。稽查司官员常驻地方，每三年轮换，专司监督清丈后续事宜。凡有清丈不实、税则舞弊者，可直接密奏朝廷，不必经省府转呈。”
这话一出，殿内响起压抑的骚动。这意味着，朝廷的监察触角将直接伸到州县，地方官员的“自主权”将大大受限。
“陛下，”吏部左侍郎忍不住出列，“如此……恐伤地方官员施政之积极性，且……且稽查司权力过大，若无制衡，恐成新弊。”
朱见深看了他一眼，然后从御案上拿起另一份文书：“所以有第二条——稽查司官员，需每半年向都察院提交《履职实录》，详述所查案件、所遇阻力、所用经费。都察院可随时派员核查，若发现稽查官员自身舞弊，罪加三等。”他顿了顿，“这是先帝在《廉政公署监察监察者条例》里定下的规矩，朕……不过是沿用而已。”
程允执的眼眶有些发热。先帝生前最担心的，就是那些他立下的规矩，在他走后被束之高阁。而现在，新帝不仅读懂了，还要用起来。
朝会后的第二天，更实际的举动出现了。伯颜帖木儿被召入文华殿西暖阁——不是以蒙古贵族的身份，是以理藩院右侍郎、北庭都护府暂理都护的身份。当他走进暖阁时，看见皇帝正站在一幅巨大的《北疆舆图》前，手指点在河套地区。
“伯颜将军，”朱见深转过身，语气很客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先帝遗诏，北庭都护人选需‘蒙汉皆服’。朕思之再三，这个位置……非你莫属。”
伯颜帖木儿单膝跪地：“陛下，臣老了。六十岁的人，怕是……”
“所以朕不让你一直做。”年轻的皇帝扶起他，“朕任命你为北庭都护，任期五年。这五年，你要做三件事：第一，完善先帝拟定的《北庭治边条例》，特别是蒙汉联席议事会的细则；第二，从归附部落中选拔年轻才俊，送入国子监蒙学馆学习，五年后，他们中要有至少十人，能在都护府中担任实职；第三……”他顿了顿，“替朕找好你的继任者。五年后，你要举荐三位人选，由朝廷与各部落首领共议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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