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尧授命，赐名“禹”，封司空，总领天下治水。诏令传遍四方，天下为之震动。有人因鲧之败而疑虑，有人因禹之年轻而轻视，但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饱受水患之苦的部落与黎民，则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位被帝尧与摄政舜共同认可的年轻“司空”身上。
大禹接旨，并未立刻大张旗鼓地征调民夫，开凿山川。他深知，师尊玄冥道人（酆都大帝）的教诲，以及前世鲧血的教训，都告诉他：治水如用兵，谋定而后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聚贤与勘察。
大禹深知，治水乃是旷世工程，非一人之智、一族之力可成。他凭借帝尧与舜的信任，以及自己展现出的方略，开始招揽贤才。首先响应他的，是同样心系水患、才干出众的伯益与后稷。伯益（或作伯翳）善驯鸟兽，通晓地理，熟悉草木，可为勘察向导，辨识山川；后稷（名弃）乃周人始祖，精于农事，深知水土之性，可负责治水后土地的恢复与利用。此二人，成为大禹最早的左膀右臂。
此外，大禹还从四方部落中，征召、选拔了一批通晓水利、熟悉地理、或有一技之长的能人异士，如善造工具的奚仲，通晓天文的羲仲、和仲（羲和之后裔），熟悉不同地域水文的各地长者等，组成了一个精干的“治水参谋团”。
人员初定，大禹便宣布：“欲治水，先知水。闭门造车，空谈方略，无异于重蹈覆辙。我等当亲履其地，丈量山河，详察水势，而后方可定策！”
于是，在帝尧与舜的支持下，大禹、伯益、后稷，以及数十名精选的助手、护卫，携带简陋的测量工具（准绳、规矩、水平仪等）、记录用的简牍兽皮、以及有限的干粮物资，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大勘察。
他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淮水之滨到济水之畔，足迹踏遍了洪水肆虐的每一处土地。大禹身先士卒，“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因地制宜，克服万难。
他亲自手持规矩、准绳，测量山川的高低、河道的宽窄深浅。伯益则记录各地的物产、土质、草木，绘制粗略的地形图。后稷关注哪些地方在洪水退去后适宜耕种，哪些地方可作蓄水之用。他们访问当地的老人，询问水文变迁的传说与记忆；他们观察鸟兽的踪迹，判断地下的水脉；他们攀上最高的山峰，俯瞰大地的脉络。
“看，此处两山夹峙，形如门户，水流至此，骤然收紧，奔腾咆哮，水势最急。若能于此开凿拓宽，如同打开门户，上游之水便可顺畅而下，不致壅塞回灌。” 在黄河中游一处险峻峡谷，大禹指着两岸峭壁，对伯益、后稷说道。此地，后来被称为“龙门”。
“此处地势低洼，四面环山，洪水汇聚于此，难以泄出，形成大泽。与其强求疏浚，不如顺势而为，疏导周边溪流入泽，再将泽水通过那条天然石隙缓缓引出，既可为上游分洪，又可蓄水调节，滋养周边。” 在另一处巨大的湖泊（或为古云梦泽雏形）旁，大禹提出了因地制宜的“蓄泄结合”之策。
勘察途中，艰辛异常。他们曾被困于沼泽，靠伯益辨识可食植物才得以脱险；曾遭遇山洪暴发，众人险死还生；曾被毒虫猛兽袭击，损失人手；更曾因误解，被一些封闭的部落当作侵入者驱赶。但大禹始终坚韧不拔，以诚待人，耐心解说治水大义，最终往往能化敌为友，甚至获得当地部族的支持与帮助。
数载光阴，弹指而过。大禹一行人，从风华正茂走到满面风霜，足迹遍布天下。他们的兽皮地图上，标记越来越详细，山川走向，水系分布，何处宜疏，何处宜导，何处可蓄，何处需防，渐渐了然于胸。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数年的实地勘察，大禹不仅验证和完善了“疏导”的方略，更对天下地理有了前所未有的宏观把握。
“天下之势，大江大河，皆源于西陲高山，自西向东，奔流入海。然途中，山脉阻隔，河道变迁，水系紊乱，是为水患根源。” 在又一次汇总勘察结果后，大禹摊开一张拼接起来的巨大草图，对众人说道。图上，几条主要水系的脉络清晰可见，但也被许多标记的“阻塞点”、“泛滥区”所打断。
“故治水之要，在于通！通则不痛！” 大禹的手指点在地图上，“需以开山、导河、分水、归流为纲。吾等数年勘察，天下水患之地，依山脉、水系之自然分野，可大致划分为若干区域。吾思之，可名之为州，取其‘水中可居’之意，亦寓含治理之后，使民安居之愿。”
他拿起炭笔，在巨大的草图上，开始勾勒、划分：
“冀州，大河（黄河）中下游，水患最烈，泥沙淤积，河道不稳。治之重点，在疏导大河主干，加固关键堤防，开辟分流河道。”
“兖州、青州、徐州，地近东海，水网密布，地势低洼。治之重点，在疏浚入海水道，开挖沟渠，排涝垦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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