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瓷构想的“技术-法律”闭环，在接下来的两周里，以惊人的效率和精密开始显现雏形。这不是简单的并行推进，而是一场高度协同的双线作战。
法律通路小组不负所托，经过与欧洲多个监管机构技术层级的谨慎、非正式沟通，成功描绘出一条虽然狭窄但理论上可行的“监管特例路径”。这条路径的核心在于将整个操作定性为一次 “国际前瞻性单病例管理探索”，而非正式的药物或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这巧妙地绕过了部分最严苛的跨境试验审批流程，将其纳入“特殊医疗合作”与“人道主义医疗创新”的交叉灰色地带。
小组据此起草了一份长达百页的《单病例跨境探索性神经调控的权利、责任、操作流程、数据共享与保密规则、不良事件处理流程、以及争议解决机制。最关键的是，草案设计了一个分阶段、有条件启动的“开关”机制：每一步操作都预设了清晰的前提条件和多方确认节点，任何一方在任一节点提出不可接受的风险，整个进程可立即暂停或终止。
这是一份充满防御性条款、几乎将风险切割到最小单元的“堡垒式”协议，其复杂程度和严谨性令参与审阅的外部律师都为之咋舌。但它确实为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搭建了一个看似稳固的合法性骨架。
与此同时，技术集成攻关也在争分夺秒。凌景宿团队与NeuraSonic的联合小组，将“伪迹反演”技术从实验室验证，急速推进到与“海神”现有系统进行初步软硬件集成的原型阶段。他们开发了一个专用的信号处理固件，能够实时处理来自植入电极的混合信号，初步分离出反映超声能量分布和组织界面特征的“感知数据流”。尽管精度和稳定性远未达到理想状态，但已能提供前所未有的、与神经调控同步的能量与组织反馈信息。
凌景宿力主，将这套原始但开创性的“感知模块”及其数据接口，直接写入为欧洲患者定制的设备固件和远程支持平台中。“哪怕只能提供最粗略的趋势性警告，比如‘能量聚焦区域偏移’或‘组织界面特征持续微小改变’，也可能在远程支持中起到关键作用。”他对沈瓷解释道，“这是将被动监控变为主动感知的第一步。”
沈瓷批准了这项激进的集成方案。风险与机遇并存，而在此次行动中，任何一点增强感知和控制能力的可能都值得尝试。
随着法律框架和技术方案逐渐具体化，“曙光通道”的最终决策点迫在眉睫。独立伦理与法律评估小组出具了最终报告，结论谨慎而留有余地：“在严格遵循已拟定的《框架协议》所有条款、且所有参与完全理解并接受其极端不确定性的前提下，本次探索具备启动的伦理与法律基础。但其风险等级仍被评定为‘极高’，成功与否高度依赖于执行过程中的技术稳定性、多方协作精确度以及不可预见的个体生物学反应。”**
报告被同时送达沈瓷、IDMC、患者家属以及潜在的参与医院。决定性的天平，现在落在了患者家属和患者本人的最终选择上。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埃琳娜·沃森预埋的“舆论地雷”被悄然触发。
一家在欧洲颇具影响力的生命伦理刊物，发表了一篇由多位知名学者联合署名的评论文章，标题为《“最后希望”的诱惑与边界：论极端病例实验性治疗的全球监管协调紧迫性》。文章并未点名“海神”或沈瓷，但通篇以假设案例讨论的形式，犀利地指出当前国际医疗监管框架在应对“基于高度复杂、未验证技术的跨境单病例救援”时存在的漏洞与风险，强调“患者绝望情绪可能被利用”、“科学严谨性可能让位于英雄主义叙事”，并呼吁建立更严格的、全球协调的“前沿治疗跨境应用伦理审查前置程序”。
紧接着，联盟支持的一家罕见病研究基金会，宣布与欧洲某顶尖神经病理中心达成合作，启动一项针对包括进行性核上性麻痹在内的多种罕见运动障碍疾病的“大规模多组学纵向研究”，并承诺数据将对合格研究者“开放获取”。新闻稿中特意提到，该合作旨在“系统性地理解疾病根源，为开发普适性疗法奠定坚实基础，避免对个别患者进行风险不可控的孤例尝试”。
这一套组合拳，精准而优雅。前者在伦理层面预先泼下冷水，质疑动机，抬高监管门槛；后者则在科学层面展示“正道”，用系统研究对比突显孤例尝试的“偶然性”与“非科学性”。舆论场中，一种“理性、系统、规范” versus “冒险、个案、可能投机”的潜在叙事框架被悄然搭建起来。
王秘书将舆情分析报告放在沈瓷桌上：“他们在我们可能起跳的落点，提前铺上了荆棘。就算我们成功，也会被一些人先入为主地打上‘鲁莽’或‘投机’的标签。如果失败……”后果不言而喻。
沈瓷看着报告，脸上没有愤怒，反而露出一丝冰冷的兴味。“埃琳娜还是老样子，喜欢控制叙事。但她忘了，真正的叙事，是由结果和行动书写的，而不是预先设定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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