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的阳光斜斜地切进办公室，在地板上投下一道明亮的光带。李家盛站在窗前，手里捏着那份刚刚装订好的《新能源政策区域推进报告》，指腹摩挲着封面烫金的标题。楼下车水马龙的声响隔着双层玻璃传来，变得模糊而柔和，像一首关于城市生长的背景音。
他想起三个月前，这份报告的初稿还在会议室的争论中被揉成纸团。那时，地方政府的代表拍着桌子说：“环保标准卡得太死，我们的煤矿项目停了，GDP怎么办？”能源企业的负责人则在一旁附和：“新能源？投入大见效慢，我们民营企业耗不起。”
而现在，报告里的每一组数据都在诉说着变化。山西大同的煤矿转型示范区，三十座废弃煤窑被改造成光伏电站，上周并网发电的第一天就创下了百万度的发电量；浙江宁波的港口区，三十家化工企业联合组建了新能源研发中心，他们自主设计的氢能储运设备已经通过了国家认证。
“李司长，这是江苏送来的最新进展。”助手小张推门进来，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他们的海上风电集群提前三个月完成了基础施工，下个月就能开始吊装风机了。”
李家盛接过文件，扉页上的照片让他心头一暖——一群戴着安全帽的工人站在钻井平台上，身后是波光粼粼的黄海，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晒黑的笑容。他想起半年前去江苏调研时，当地发改委主任还愁眉苦脸地说：“海上施工难度太大，投资方都在观望。”
变化始于一场场艰难的沟通。他带着专家团队跑了二十六个省份，在矿井下和矿工讨论光伏板的安装角度，在化工园区的会议室里用模型演示氢能的安全储运，甚至在村民的院坝里摆开桌椅，用通俗的语言解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正含义。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陕北的那个小村庄。第一次去时，村民们围着他抱怨：“光伏板挡了我们的庄稼地，还不如种玉米实在。”三个月后，当他带着农业专家再次前往，指导村民在光伏板下种植耐阴的中草药时，村支书拉着他的手说：“李司长，我们算过账了，这中草药的收入比玉米高两倍还多！”
桌上的国际能源技术交流会议邀请函在阳光下泛着光。这是国际能源署第一次向中国能源政策制定者发出主题演讲邀请，邀请函上写着：“期待分享中国新能源转型的实践经验。”李家盛拿起笔，在回复函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笔尖划过纸面的瞬间，他仿佛听到了无数个奋斗者的脚步声，正在汇成推动时代前进的洪流。初秋的一场暴雨，让北京的空气变得湿冷。李家盛刚结束国际会议的视频连线，屏幕上还残留着外国同行遗憾的表情：“李司长，很抱歉，美国商务部的新规下来了，你们订购的那批多晶硅提纯设备，恐怕无法按时交付。”
窗外的雨敲打着玻璃，发出密集的声响。李家盛放下手机，指节在桌面上轻轻敲击。这已经是本月收到的第三份“无法交付”通知——从太阳能电池板的激光刻蚀机，到风力发电机的变流器核心芯片，再到现在的多晶硅提纯设备，技术封锁的大网正在一步步收紧。
“技术科刚才汇报，进口的风力发电机轴承库存只剩下三个月的量。”小张抱着文件夹进来，声音里带着焦虑，“哈尔滨那家风电整机厂已经停了一条生产线，厂长刚才在电话里快哭了。”
李家盛翻开文件夹，里面是国内主要新能源企业的设备缺口清单，红色的标记密密麻麻。他想起去年去德国考察时，那家轴承企业的技术总监曾骄傲地说：“我们的产品能承受零下四十度的低温，你们的风电场离不开它。”当时只当是商业宣传，此刻才明白其中的技术壁垒有多坚固。
紧急会议在下午三点召开。技术专家老王把一份设备拆解图铺在会议桌上，指着其中一个微小的零件说：“问题就出在这儿，这个陶瓷轴承的精度要求达到纳米级，国内的加工设备最多只能做到微米级。”他叹了口气，“我们试过用进口设备的图纸逆向研发，但材料配方是人家的核心机密，怎么也仿不出来。”
“那就自己搞！”新能源企业联盟的代表猛地站起来，他的衬衫袖口沾着油污，显然是刚从车间赶来，“我们企业愿意出钱，只要能组织起科研力量，多久都等得起！”
李家盛的目光扫过会议室里一张张焦灼却坚定的脸。他想起十年前刚接触新能源时，国内连最基础的光伏玻璃都依赖进口，而现在，国产光伏组件的全球市场份额已经超过70%。“没有过不去的坎。”他缓缓开口，声音沉稳如石，“我们分两步走：一是整合国内现有技术资源，攻克‘卡脖子’环节；二是绕过传统技术路线，另辟蹊径。”
接下来的日子，李家盛的行程表被排得密不透风。他带着团队走访了中科院的十七个研究所，在半导体所的超净车间里，和科研人员讨论了三天三夜的芯片材料替代方案；在金属所的实验室，他看着工程师们用国产合金材料一次次测试轴承的耐磨度，直到数据接近进口产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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