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盛夏的北京城，蝉鸣聒噪，热浪袭人。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员休息室内，一位戴着圆框眼镜、身着长衫的教授正激动地与同事们争辩着什么，不时用手杖敲击地面发出“咚咚”声响。
“中国文字，断不能代言语！那种野蛮的、不合时宜的文字，早就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他的声音洪亮而激昂，与窗外慵懒的夏日氛围形成鲜明对比。
这位情绪激动的学者，就是时年30岁的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他以一种近乎偏执的激进姿态脱颖而出，成为这场思想革命中最具争议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先锋之一。
复古派的“叛徒”：从章门弟子到新文化旗手
钱玄同的转变堪称新文化运动中最具戏剧性的个人转型之一。他早年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潜心研究音韵训诂之学，是正经的“章门弟子”。在古文经学方面有着深厚造诣的他，本该成为传统文化的扞卫者，却意外地成为了最激烈的批判者。
这种转变并非一朝一夕。1906年，钱玄同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期间，结识了同在那里求学的鲁迅、周作人兄弟。彼时章太炎正在东京主持《民报》，钱玄同常常与周氏兄弟一同前往听讲。四人围坐在一起讨论中国未来之时，思想的种子已然播下。
据周作人后来回忆，那时的钱玄同就已经展现出“好与人争”的特点，“话说到激动处，常常挥舞手臂，几乎要打翻桌上的茶杯”。这种激烈性格或许预示了他日后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钱玄同曾一度认为中国迎来了新生，甚至模仿意大利建国三杰的马志尼，给自己取别号“疑古玄同”，以示与旧传统决裂。然而袁世凯复辟、张勋辫子军闹剧接连上演，令他深感失望。他逐渐认识到，政治革命若不配以文化革命，终将功亏一篑。
1917年，当陈独秀带着《新青年》北上北京，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时，钱玄同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场真正的变革开端。他迅速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成为编委中最年长的成员之一（时年30岁），却也是立场最激进的一个。
“偏激”的主张：废除汉字与打倒“桐城谬种”
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言论，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堪称“惊世骇俗”。他最着名的主张莫过于“废除汉字”——“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这一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连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同仁都觉得过于激进。胡适后来在《四十自述》中委婉地批评道：“钱玄同先生们的议论，有时未免偏激，但这偏激之中却含有一种强烈的信念。”
除了废除汉字外，钱玄同还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给旧文学代表“桐城派”起了个绰号——“桐城谬种”，将另一大文派“选学派”称为“选学妖孽”。这些生动而刻薄的标签迅速流传开来，成为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学的标准用语。
有趣的是，钱玄同的激进主张背后有其学术思考。作为音韵学专家，他深知汉字学习之难，认为这导致了中国教育普及困难。他曾计算过，掌握汉字需要花费的时间是拼音文字的数十倍，“中国人把一生精力都用在了认字上，哪还有时间学习现代知识？”
尽管废除汉字的主张最终未被采纳，但钱玄同推动的汉字简化工作却取得了实质性成果。他参与制定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和后来推广的注音符号，为汉字学习提供了极大便利。
《新青年》的“催化剂”：催生《狂人日记》与扩大影响力
钱玄同对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之一，是他说服了周树人（鲁迅）开始创作白话小说，直接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
1918年初春的一个傍晚，钱玄同如往常一样来到北京绍兴会馆拜访周氏兄弟。那时周树人正处于人生中最苦闷的时期，整日埋头抄写古碑，几乎不同外界交往。钱玄同看着老友满屋的古碑拓片，忍不住问道： “你抄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对话间，钱玄同注意到桌上放着几份《新青年》，便顺势劝说道：“我觉得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反问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立即回应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番话打动了周树人，他后来回忆道：“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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