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如同走马灯般更换。罗家伦、吴南轩、翁文灏...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学生们早已习惯了校门口“欢送”校长的戏码，甚至有人私下打赌下一位校长能撑几个月。
1931年深秋，又一位新校长要来了。学生们摩拳擦掌，准备给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新官来个下马威。可当他们看到站上台的那个人时，却都有些愣住了——这位梅贻琦先生，面容清瘦，戴着圆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官老爷”。
“我只希望大家给我一点时间，”他推了推眼镜，声音平静却清晰，“我不是来当官的，是来服务的。”
台下窃窃私语。有人小声嘀咕：“装模作样，看你能撑几个月！”
谁也没想到，这位看似文弱的先生，将成为清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并在战火纷飞中守护中国教育的火种。
沉默的校长与他的烟斗
梅贻琦的话不多，这在清华是出了名的。陈寅恪曾开玩笑说：“要是梅校长的话能卖钱，他早就破产了。”学生们发现，这位校长有个习惯——总是叼着个烟斗，在校园里静静地走，静静地看。
某日清晨，有学生看见梅校长站在教学楼前，仰头望着什么，一动不动站了足足一刻钟。好奇的学生凑过去，才发现校长正在观察屋檐下的蜘蛛网，露珠挂在网上，在晨曦中闪闪发光。
“校长，您在研究蜘蛛吗？”学生大胆问道。
梅贻琦缓缓取下烟斗，微微一笑：“我在想，这网如此纤细，却能经风经雨，靠的是什么？”
学生一时语塞。
“是结构，”梅贻琦自问自答，“合理结构能使脆弱变为坚韧。教育也是如此。”
这话传开后，有人恍然大悟：原来校长不是在发呆，而是在思考办学之道啊！
梅贻琦的沉默背后，是敏锐的观察力和深思熟虑。他主持校务会议时，总是先听众人发言，自己则在一旁“叭叭”地抽着烟斗。待到大家争论得差不多了，他才清清嗓子，三言两语总结各方观点，提出一个让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方案。
这种风格起初让一些教授不适应。有一次，教务长因为一项紧急事务找不到校长，急得满头大汗。最后在图书馆角落找到了正在看书的梅贻琦。教务长气急败坏地说：“校长，出大事了，您怎么还在这里看书！”
梅贻琦缓缓放下书本，平静地说：“正是出了事，才更需要冷静。慌能解决问题吗？”
果然，在他沉着指挥下，危机很快化解。从此清华园里流传开一句话：“没事别找梅校长，有事更别找——因为他会让你觉得那根本不是个事儿。”
“王帽”与“酒仙”的另一面
看似严肃的梅贻琦，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幽默感。他曾打趣说：“校长不过是给教授们端茶送水的仆人。”在公开场合，他常自称是京戏里的“王帽”——看似威风八面，其实只是个配角，真正唱主角的是那些教授们。
这并非全是谦辞。梅贻琦深谙“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道理。他三顾茅庐请来了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等一批大师，为清华聚集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学者阵容。
某日，一位新来的教授对梅贻琦的“无为而治”感到不解，问道：“校长，您似乎不太管具体事务？”
梅贻琦笑着回答：“你看过赶马车吗？车夫不停地抽鞭子，马儿反而容易受惊。若是信任马儿能自己走好，只需偶尔调整方向，反而能行稳致远。”
除了幽默，梅贻琦还有个“特异功能”——酒量惊人。这在日后西南联大时期成为了传奇。
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校长由三人轮流担任。但北大的蒋梦麟和南开的张伯苓常年在重庆任职，实际校务全落在梅贻琦肩上。三校教授性格各异，难免有摩擦。每遇争执，梅贻琦便设宴请客。
宴席上，他总是不急不缓地敬酒，一杯接一杯。等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始说话。说来也怪，那些白天还争得面红耳赤的教授们，在酒精作用下竟然都能听进劝了。梅贻琦因此得了个“酒圣”的外号。
闻一多曾私下对妻子开玩笑：“梅校长的酒量比他肚子里的墨水还多！他要是把喝酒的功夫分一半来说话，早就成演说家了。”
战火中的“守夜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清华、北大、南开南迁长沙，后又西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艰苦的长征。
梅贻琦率先抵达昆明，筹备校舍。那时的昆明校舍简陋，铁皮屋顶，土坯墙，窗户没有玻璃，只能用纸糊。下雨时，屋顶叮当作响，教授得提高嗓门才能压过雨声；冬天寒风刺骨，学生的手冻得握不住笔。
最困难的是经费短缺。梅贻琦不得不四处“化缘”，甚至亲自核算每一分钱的用途。他规定学校的每一项开支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核，就连买扫帚也要校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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