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粉笔屑里的春秋
民国二十三年秋，北京大学红楼教室。
钱穆先生捏着半截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先秦诸子”四字，粉笔屑簌簌落下，在他藏青布袍前襟染了层白霜。台下坐满学生，有几位甚至挤在窗边站着——都是来听这位无锡才子讲国史的。
“今日我们讲孔子。”钱先生转身，扶了扶圆框眼镜，“有人说孔子保守，我倒要问：周游列国十四年，这像是安分守己的人么？”
满堂轻笑。钱穆却不笑，继续道：“孔子若是保守，便该老实待在鲁国做官，何苦奔波于陈蔡之间，饿得前胸贴后背？”他边说边比划，粉笔在指尖转了个圈，“须知圣人行事，往往出人意料。”
忽然粉笔“啪”地断了，半截蹦到第一排女生课本上。女生慌忙拾起奉还，钱穆接过，认真道：“粉笔断得好，恰似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往往在断裂处见真章。”
这话后来传开，竟成了北大一桩美谈。学生们发现，钱先生讲课，总能把寻常事物与千年历史勾连起来。讲秦汉制度，他能从教室窗户结构说起；论唐宋科举，他比作北大招生考试；甚至粉笔的颜色，他也能引出“青白分明，犹如史笔褒贬”。
最有趣的是一次讲《史记》，窗外忽然雷雨大作。钱穆暂停讲课，侧耳听雨，忽然道：“太史公写项羽垓下之围，也该有这样的雨声伴奏才是。”接着便吟诵起《项羽本纪》，声调随雨势起伏，满室学生听得如痴如醉。
雨歇时，课也毕。有学生问：“先生讲课，何以总能随机应变？” 钱穆微笑：“历史本是活的，何必死讲？”
二、茶壶中的乾坤
钱穆好茶，这是学界皆知的事。
在北大任教时，他办公室总备着一套紫砂茶具。最得他喜爱的是一把朱泥小壶，壶身刻着“观史如饮”四字。每有客来，必亲手沏茶相待。
某日顾颉刚来访，见壶好奇：“宾四兄这壶有何讲究？”（钱穆字宾四）
钱穆斟茶一杯：“此壶泡龙井最佳，犹如太史公写《史记》，形散神不散。”
顾颉刚大笑：“莫非宾四兄以茶喻史？”
“正是。”钱穆正色，“治史如沏茶，水温火候都要得当。太过则苦，不及则淡。”
这话后来传开，学生们便戏称他的茶室为“史料煎煮处”。有调皮者甚至在门外贴联：“三千年历史一壶煮，百代兴亡半盏看。”
钱穆见了一笑置之，反倒真的在茶室挂起条幅：“煮史论茶”。
他的茶道确与史学相通。泡茶时，他常对学生说：“你看这茶叶舒展，犹如史料在温水中渐渐显露真容。”品茶时又道：“初尝略苦，回甘无穷，恰似读史——当下或许苦涩，回味方知智慧。”
最有趣的是1935年某周末，钱穆正在茶室批改作业，历史系几个学生跑来请教问题。钱穆不直接回答，反倒取出新得的武夷岩茶：“先喝茶。”
学生只得陪饮。一泡又一泡，从午后喝到日斜，钱穆只谈茶经，不说历史。直到最后一泡茶淡如水，他才忽然问：“方才的问题，现在可还想问？”
学生面面相觑，忽然恍然大悟——原来三小时茶话间，钱穆早已借茶喻史，把答案融在茶道中了。
一位学生后来回忆：“钱先生的教学，如茶入水，无形而有味。”
三、字典战争
钱穆与胡适的“字典之争”，是民国学界一桩着名公案。
事起1931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提倡白话文，主张“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钱穆见报拍案而起，当即撰文反驳：“文字乃文化根基，岂可自断根基？”
论战最初斯文，双方引经据典，往来彬彬。后来却渐渐升温，竟从文字学争到史学方法，从孔子评价吵到西方文化接纳。
某次北大教授联谊会上，二人相遇。胡适端着咖啡笑问：“宾四兄近日可还在守护老祖宗的宝贝汉字？”
钱穆举茶回敬：“适之兄可还在推销洋人的字母汤？”
旁人都捏把汗，恐他们当场争执。谁知钱穆忽从包里掏出本《说文解字》，胡适几乎同时取出本《英语词典》，二人对视片刻，忽然同时大笑。
“其实你我目的相同，”胡适先开口，“都为中国找条出路。” 钱穆点头：“方法不同罢了。你是要拆旧屋盖新房，我是要修旧屋开新窗。”
这场论战持续数年，成为学界趣谈。有学生问钱穆：“先生与胡先生之争，究竟谁胜？” 钱穆捻须微笑：“学术之争，非为胜负。譬如磨刀，两刀相磨，愈磨愈利。”
最妙的是，1937年北大南迁前，胡适特地送给钱穆一本亲签的《尝试集》，钱穆回赠手抄《国学概论》讲义。扉页上题：“殊途同归，共赴国难。”
后来在西南联大，二人仍常争论，但总是争完后一同吃饭。钱穆嗜辣，胡适好甜，吃饭时常互换调料，被学生笑作“酸甜苦辣，俱是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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