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上海，春天来得特别晚。四月的黄浦江畔，杨柳才刚吐出新芽，空气中却弥漫着一股硝烟与香水混合的怪异气味。这座被誉为“东方巴黎”的城市，一半是灯红酒绿的狂欢，一半是“一·二八”事变后的断壁残垣。
且说这一日，虹口公园内突然热闹非凡。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士兵们忙前忙后，张灯结彩，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哪家富商要办喜事。实则不然，这是日军为庆祝“一·二八事变”胜利暨天皇诞辰而举办的“天长节”庆典。公园门口竖着巨大的牌坊，上面写着“祝圣战大胜”五个大字，在朝阳下闪着刺眼的金光。
一、不速之客的请柬
就在庆典前三天，法租界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里，几个身影正在昏暗的灯光下密谈。
“王老板，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说话的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面容清瘦，目光如炬，“日本人在虹口公园搞庆典，白川义则、重光葵这些魔头都会到场。”
被称作“王老板”的，正是名震上海滩的“暗杀大王”王亚樵。他摸了摸下巴，笑道：“尹兄弟，你这请柬送得可真及时。不过，这鸿门宴的座位，可不好安排啊。”
这位“尹兄弟”不是别人，正是韩国独立运动成员尹奉吉。他掏出一张虹口公园的平面图，铺在桌上：“王老板请看，主席台在这个位置，四周都有日军把守，寻常人根本近不了身。”
王亚樵眯着眼睛看了半晌，突然拍案叫绝：“妙啊！他们不是要庆祝吗？咱们就送他们一份‘惊天动地’的大礼！”
站在一旁的国民党特工陈桐木忍不住插话：“可是王老板，公园戒备森严，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更何况是炸弹？”
王亚樵神秘一笑，指了指图纸上标注的厕所位置：“谁说我们要进去？让他们自己请我们进去不就行了？”
原来，王亚樵早已打听到，这次庆典需要大量服务人员。他通过关系，为尹奉吉搞到了一张“工作人员”的证件。而运送炸弹的任务，则落在了一位意想不到的人身上——日本领事馆的中国厨师老周。
二、炸弹也“赶时髦”
话说这炸弹的来历，还有一段趣闻。王亚樵原本准备用传统的炸药，但尹奉吉却提出要用新式的“水壶炸弹”。
“水壶炸弹？”王亚樵当时就乐了，“尹兄弟，你这是要请日本人喝茶吗？”
尹奉吉正色道：“王老板有所不知，这水壶炸弹看似普通，实则内藏玄机。它外壳是铜制的，与寻常水壶无异，即便开箱检查也难以识破。”
更妙的是，尹奉吉还给这个炸弹起了个雅号——“甜瓜”。取义于其外形圆润，内里却“甜”得要命。运送途中，他还真的在炸弹旁放了几只真甜瓜，以防万一。
炸弹制作精良，但其运输过程却是一波三折。据野史记载，这枚“甜瓜”在运往上海的船上，还闹出了一桩笑话。当时一艘日本巡逻船要求检查货物，负责运输的金九先生急中生智，将装有炸弹的箱子与一箱真正的甜瓜调换位置。日本兵上来检查，随手拿起一只真甜瓜，敲了敲，笑道：“这瓜熟了，正好下酒。”说罢还真揣走了一个。
后来金九在回忆录中调侃道：“若当时那日本兵拿的是‘甜瓜炸弹’，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三、庆典前夜的“插曲”
庆典前夜，虹口公园附近发生了一件怪事。据《申报》后来报道，当晚公园南墙外突然传来阵阵香气，循着香味找去，竟是一坛开封的绍兴老酒。
巡逻的日本哨兵山本一郎嗅到酒香，馋虫大动，但又怕违反军纪。与他一同巡逻的武田三郎笑道：“山本君，这一定是天照大神赐予我们的美酒，不喝岂不是辜负了神明好意？”
二人你一口我一口，不一会儿便将整坛酒喝了个底朝天。殊不知，这酒是王亚樵派人故意放置的，里面掺了安眠药。结果第二天庆典时，这两位哨兵呵欠连天，站在岗位上都能睡着。
与此同时，尹奉吉正在做最后的准备。他将炸弹小心翼翼地装入特制的水壶中，又在外层包裹了一层棉花。为掩人耳目，他还准备了一份“特殊礼物”——一个装有白磷的玻璃瓶，预备在投掷炸弹后制造混乱。
有趣的是，据尹奉吉后来的回忆，他在行动前夜还特意去理了个发，刮了胡子。理发师傅问他：“先生这是要去相亲吗？”尹奉吉笑道：“比相亲还要紧，是去会一会老朋友。”
四、一场“热闹”的庆典
4月29日清晨，虹口公园人声鼎沸。日本侨民举着小太阳旗，兴高采烈地涌入公园。军乐队演奏着《君之代》，整齐划一的日军方阵迈着正步通过主席台。
主席台上，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正襟危坐，胸前挂满了勋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身旁是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等一众高官。众人谈笑风生，好不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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