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四十三分，天色是那种将明未明的灰蓝色，带着深秋特有的、渗进骨头缝里的湿冷。市局刑侦支队的电话，在这样一个平常的早晨突兀地响起，划破了值班室里昏昏欲睡的寂静。
报警人是市第七中学的副校长，声音里透着极力压抑的慌乱和一种职业性的、试图维持体面的紧绷。死者是该校高二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陈文彬，五十二岁。发现者是每天固定六点半来打扫的住家保姆，用备用钥匙开门后，看到陈老师伏在书房的宽大实木书桌上，一动不动，手边摊着作业本，手里还攥着一支红笔。保姆起初以为他熬夜批改作业太累睡着了，喊了几声没反应，走近一碰，人已经冰凉了。
吕凯赶到现场时，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已经拉好了警戒带，法医陈敏和技术科的同事也刚到，正在穿戴勘查装备。陈文彬的家位于一个有些年头但管理尚可的教师小区，房子不大，装修简单，但收拾得异常整洁，甚至可以说是一尘不染，空气中飘着淡淡的书籍纸张和旧木头家具混合的气味，混合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独居中年男性的沉闷气息。
死者陈文彬穿着整齐的深灰色家居服，微微发福的身体僵硬地伏在书桌上，头歪向一侧，脸颊贴着摊开的语文练习册，眼睛半睁着，瞳孔已经散大。他的右手向前伸出，手指还保持着握笔的姿势，那支普通的红色水笔滚落在摊开的练习册页面边缘，笔帽掉在一旁。练习册上，是用红笔批改过的痕迹，打勾，划叉，写评语，字迹工整清晰。书桌一角，摆着一杯早已凉透的白开水，一个老花眼镜盒，一盏可调节亮度的阅读台灯。
初步勘查的派出所民警汇报，现场门窗完好，无撬压破坏痕迹，屋内陈设整齐，无翻动打斗迹象。死者体表无外伤，初步判断为突发疾病猝死，很可能是因为长期伏案工作、劳累过度引发的心脑血管问题。考虑到死者教师身份和发现时的情景，这种推断合情合理。小区监控显示，前一天晚上陈文彬独自回家后，再无人进出其家门。
“老教师了，带毕业班，压力大，这么没了……唉。”副校长站在客厅，搓着手，语气沉重，眼神里除了惋惜，似乎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对可能引发的舆论麻烦的忧虑。
吕凯没有说话，他戴上手套和鞋套，示意其他人稍等，独自先走进了书房。他没有立刻靠近尸体，而是站在门口，目光像最精密的扫描仪，一寸寸地掠过这个大约十平米的空间。
太整齐了。整齐得不像一个刚刚经历过死亡——哪怕是猝死——的现场。书桌上的物品摆放得井井有条，书籍码放得横平竖直，连那支滚落的笔，掉落的轨迹都显得有些……刻意？不，也许是巧合。吕凯甩掉这个念头。
他走到书桌旁，没有触碰任何东西，只是弯下腰，仔细地观察陈文彬的尸体姿态，观察他的手，他的脸，他身下压着的练习册。陈敏悄无声息地走到他身边，也开始了她初步的检视。
“姿势很自然，像是批改作业时突然失去意识。”陈敏低声说，她的声音总是那样平稳，不带什么情绪，“颜面、口唇、指甲颜色未见明显异常窒息或中毒征象。体表确实无新鲜伤痕。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昨晚十一点到凌晨一点之间。”
吕凯的视线落在陈文彬握笔的手指上。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但握笔的姿势……对于一个猝然倒下的人来说，似乎过于“标准”了。笔正好滚落在批改到一半的那行字旁边。他的目光上移，落在陈文彬半睁的眼睛上，那涣散的瞳孔里，似乎还残留着一丝极淡的、难以名状的困惑，还是痛苦？吕凯不确定。
“看看这个。”吕凯示意陈敏注意练习册。那是一本高二语文的文言文练习，陈文彬正在批改的是《赤壁赋》的默写。已经批改的部分，红笔的勾叉和简短评语（“佳”、“此处有误”、“注意古今异义”）清晰有力。但在陈文彬倒下时，笔尖最后划过的地方，留下了一道短暂而急促的拖痕，然后笔就脱手了。这道拖痕，和他之前工整的批改笔迹，在起笔的力道和转折的细微习惯上，似乎有极其微妙的差异。
“笔迹？”陈敏领会了吕凯的意思，也仔细看去。她是法医，对痕迹的敏感不亚于任何人。“前期的批改，字迹稳定，笔画均匀，是长期伏案书写形成的稳定字体。最后这道拖痕，起笔更重，收笔仓促，笔锋有些散乱……像是手腕突然失去控制，或者……”她顿了顿，“在书写时受到了某种突如其来的干扰或身体不适。”
“猝死发作，通常伴随剧烈疼痛或意识迅速丧失，笔能这么‘刚好’地划出一道痕然后脱落，而不是在纸上戳个洞或者划得乱七八糟？”吕凯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陈敏。
陈敏没有立刻回答，她知道吕凯的观察力有时近乎偏执，总能注意到别人忽略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往往通向意想不到的方向。但仅凭一道笔痕的微妙差异，远不足以推翻猝死的初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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