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愣了一下，连忙放下手中的行李，身体下意识地挺直，带着发自内心的尊重，恭谨地微微欠身：“老人家您太客气了。旅途漫长，能跟您同行是我的荣幸，谈不上打扰。您叫我小祁就好。”
他的目光快速而谨慎地扫过老者手中的书——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本在学界引发深刻思考的历史着作，绝非寻常消遣读物。再看老者虽衣着朴素，甚至那旧军装已洗得泛白，但坐姿挺拔如松，目光锐利如鹰，自有一股不怒自威、历经沧桑的气度，绝非常人。
老者似乎对祁同伟谦逊得体的反应颇为满意，笑着指了指对面的下铺：“坐吧，小祁同志。别拘束，出门在外，都是同志。看你大包小卷的，还都是书，是学生娃？”
“是的，老人家。”祁同伟依言坐下，双手放在膝上，姿态端正，“我是燕京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祁同伟。这次是跟着学校的课题组，去鹏城做一些调研工作。”他刻意省去了李院长的名头和课题的具体级别，显得低调而务实。
“燕大法学院？好地方啊！”老者眼中赞赏之色更浓，“去鹏城？搞调研？嗯，好！年轻人就该多往下面跑跑，看看真实的天地，比整天埋在故纸堆里强。鹏城那边，现在可是热火朝天，一天一个样！”
“您说得对。”祁同伟点头赞同，顺势接话，话语间自然流露出关注和思考，“尤其是法治建设方面，挑战和机遇都是前所未有的。很多经济活动跑在了立法前面，出现了不少法律空白和冲突，急需从理论和实践上找到解决方案。我们这次去，就是希望能为特区的立法探索尽一点绵薄之力。”
老者听得认真，手指无意识地轻轻敲击着桌面：“法律空白……嗯，这是个核心问题。比如说，外资进来，我们的公司法、合同法能不能管得住？土地要拍卖、要转让，依据在哪里？工人权益怎么保障？这些都是硬骨头啊。小祁同志，你对这些有什么看法？”“主要是法律方面的。”祁同伟斟酌着用词，“研究特区在快速发展中遇到的新法律问题，比如外资引入的法律保障、土地管理制度的创新、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规制这些。”
“嗯，这些问题提得好，都是实打实碰到的硬钉子。”老者点了点头，手指无意识地敲着那本《经济发展理论》的封面，“法律是保障，经济是基础。两者脱节不得。就像这书上说的，‘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但创新必然会冲击旧有的规则框架。你们去研究法律，说到底，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和保障经济创新，对吧？”
祁同伟心中暗惊，老者随口一句话，不仅点明了法律与经济的核心关系，更是精准引用了熊彼特的核心观点。他立刻收敛了所有可能存在的、因对方年纪和衣着而产生的轻微轻视（尽管他之前已经很恭敬），神情变得更加专注和认真：
“老先生您总结得太精辟了！正是如此。我们此去，就是要搞清楚，经济发展的‘创新’浪潮到底冲出了哪些法律上的‘滩头’和‘暗礁’，又该如何通过立法和司法手段去疏浚航道，既保护创新的活力，又维护基本的公平和秩序。比如，特区现在试行土地有偿使用，这和咱们宪法里‘土地不得买卖’的原则就有冲突，但实践又迫切需要，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在法律上做出新的解释或者进行新的立法……”
他一口气说了不少，逻辑清晰，观点明确，既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又透露出对现实经济工作的深刻关切和了解，完全不像一个只知道死读书的学生。
老者听得十分专注，不时微微点头，偶尔插问一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都直指核心，让祁同伟不得不调动全部知识储备来应对。谈话内容从特区的具体问题，慢慢扩展到更宏观的层面。
“……所以说，价格闯关的阵痛是难免的，”祁同伟结合着前世记忆和今生所学，谨慎地阐述着，“计划经济下的价格扭曲了资源配置信号，改革就是要让价格反映真实的稀缺程度，引导资源流向效率更高的地方。这个过程会很难，甚至会引发一定的通胀和社会波动，但这是建立真正市场经济体系无法绕过的一关。关键是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同时要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缓冲对普通民众的冲击。”
这已不再是随意的闲聊，而是带着考较意味的提问了。祁同伟心念电转，知道机会来了。他略一沉吟，组织语言，既不过分卖弄，也不藏拙，清晰而沉稳地回答：
“老人家，我认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法律体系与市场经济新需求之间的深刻矛盾。解决之道，不能只靠修修补补，更需要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
他顿了顿，见老者目光炯炯，听得入神，便继续深入：“比如外资领域，除了完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或许可以考虑制定统一的《外商投资法》，明确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既扩大开放，又能有效监管。土地问题，关键是明确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的法律属性，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土地市场交易规则和登记制度。而劳工权益，则需要在承认劳资双方博弈现实的基础上，强化《工会法》的实际作用，完善集体谈判和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同时加快社会保障立法，编织社会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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