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七月，从陕北第三分区回延安的路走了五天。头三天翻山道，黄土路被雨水泡得泥泞，车轮陷进去要几个人一起推；后两天换了驴车，走在塬地小道上，颠簸得人骨头都酸。车上除了余念新，还有两个文工团的女同志，怀里抱着三弦和布包，一路都在修断了的琴弦，没人多说话，只有风刮过草棵的 “沙沙” 声。
第五天傍晚，终于看到延河。天还下着小雨，河水混着黄泥，一层层拍在石岸上。赶驴车的老汉指着远处的零星灯火：“那就是延安城了。”
余念新点点头，心里没什么激动的情绪，只觉得那点灯火很亲切 —— 在北线待久了，再看延安的窑洞灯，竟有种 “回家” 的感觉。
到了延安，他先去新闻干部训练班报到。训练班设在原陕北公学的旧址，石墙上还刻着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的标语，风吹过，标语上的红漆又掉了些。接待他的是王科员，戴副眼镜，说话干脆：“你就是余念新？刘部长有电报，说你带了分区的材料，先交去公文室。今晚没任务，明天开班前，组织上会找你谈话。”
余念新从怀里掏出用油纸包好的材料，递过去，转身走出办公楼。院子外种着一排桦树，风一吹，树叶擦得响。几个女学员在井边打水，穿着灰布军装，袖口卷到胳膊肘。有人看见他，笑着问：“新来的同志？明天可得早起，点名晚了要挨批评。”
“知道了，谢谢。” 余念新答。
第二天清晨，训练班在院子里升旗。场地不大，四面窑洞围成个方院，红旗升起来时，所有人齐唱《延安颂》，风大，歌声被吹得有些散。余念新站在第三排，看着红旗，忽然觉得熟悉 —— 这地方他从小就熟，连风的味道都没忘。
升旗后开班会，主持的是班主任刘秉文，瘦高个，声音不大却有分量：“中央宣传部定了，这次整训重点学三样：新闻写作、政治方针、群众路线。别以为写稿只是写字，这是政治工作，得往老百姓心里写。” 他目光扫过全场，在余念新身上停了两秒，又移开。
上午的课讲《解放日报》的办报经验，刘秉文在黑板上写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转身说：“报纸不是给干部看的，是给老乡、给战士看的，字要明白，理要透。去年有篇《信没寄出》，大家都看过吧？”
场下有人点头。
“那篇好就好在实，没堆口号，没装腔作势。咱们要学的，就是这种真实。” 刘秉文顿了顿，看向余念新，“这篇的作者就在这，让他说说体会。”
余念新站起来，想了想：“那封信是前线战士写的，我们只是把它整理出来，让更多人看到。没什么特别的。”
“那你觉得新闻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秉文追问。
“诚实。”
全场静了几秒，刘秉文笑了：“好，诚实，但得有立场。坐下吧。”
课后，几个学员围过来：“你就是写《信没寄出》的？”
“嗯。”
“那篇在前线传得可广了，都说这是延安的笔写的！”
余念新笑了：“笔是我的，可内容是战士的，我只是把它记下来。”
“能记下来，也不容易啊。” 一个戴眼镜的学员说。
午后的组织谈话，屋里只有刘秉文和一个记事员，窗纸透进光，尘埃在光里飘。刘秉文翻着文件：“你在分区表现不错，高部长给你写了推荐信，建议你留在《解放日报》编辑部。”
余念新没说话，等着下文。
“不过，你带回来的稿子原件，知道为什么要核实吗？” 刘秉文抬头，“现在延安对稿源查得紧，你这篇被中央电台转播了，得有明确出处，不能含糊。”
“我有那封信的抄件。”
“抄件不算，得要能追溯的来源。” 刘秉文语气平和，“别紧张，不是查你，是现在一切都要规范。”
余念新点头：“我明白。”
“这段时间先别急着调岗，等结业了再定。整训既是机会，也是考验，好好把握。”
夜里，余念新没睡着。隔壁窑洞有人在练歌，唱《到敌人后方去》，歌声轻却不散。他翻开笔记本，写了几行课上的要点，又停笔 —— 想起在北线时，小林熬夜打字的样子，想起油印机 “咯吱” 的响声，那些日子离得近，又像很远。
第三天，《解放日报》社派来陈同志上课，他原在新华社工作，讲的全是实务：怎么收通讯员的稿子，怎么删改不丢原意，怎么把一件事写成新闻。“删改不是改意思，是去掉多余的词，让事实自己说话。”
课后，陈同志叫住余念新：“你就是余念新？”
“是。”
“你那篇稿子我看过，笔稳，字实。但现在报社强调团队，单篇写得好没用，得听编委的统一安排，懂吗？”
“懂。”
“明天去报社帮忙排版，试三天，看看情况。”
报社在延河东岸，一排窑洞靠山，印刷机昼夜不停，纸堆得像墙。编辑室里十几张桌子，稿子一摞摞堆着，空气里全是油墨味。一个老编辑领着他：“你负责整理地方通讯，先分类，别改句子，等审核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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