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二月初，陕北的风还带着劲，刮在脸上像小刀子。通讯组返回延安那天，天上飘着薄雪，路边的枣树枝光秃秃的，山沟里结着厚冰。马车在土路上颠簸，车辕下挂着的 “延安边区通讯组” 木牌，蒙了一层灰。
冯启靠在车板上打盹，脑袋随着马车的晃动一点一点；谢敏裹着厚棉衣，在小本子上记着路上的见闻；余念新坐在车头，手里攥着笔记本，翻了两页又合上。
空气里已经能闻出不一样的味道 —— 不像前两年那样满是焦灼，倒多了几分盼头。这段时间，消息在延安悄悄传：苏联准备对日宣战，太平洋战场上美军一步步推进，干部们私下聊天时，总说 “胜利快了”。
可 “快了” 到底是什么样，没人能说清。
马车靠近延河时，远远就能看见城里升起的炊烟。延安比他们离开时热闹些，窑洞外搭着不少简易棚子，墙上贴满 “生产节约”“整风总结” 的标语。有人在河边洗衣，捶衣声顺着风飘过来；还有人在搬石头修桥，吆喝声此起彼伏。
“看着倒挺安稳。” 谢敏小声说。
冯启睁开眼，笑了笑：“都在等胜利的信儿呗。”
余念新没接话，目光落在山坡上那面红旗上 —— 风把红旗吹得猎猎响，红得格外醒目。
他们回到保育院所在的区域时，天已经擦黑。
院门口挂着盏煤油灯，昏黄的光映着门板上新钉的木牌，写着 “儿童教育处直属第一保育院”—— 机构改了名。守门的老刘看见他们，赶紧迎上来：“可把你们盼回来了！现在延安忙得脚不沾地，白天大伙都去开形势传达会，说打日本得提前做准备。”
“开的什么会？” 余念新问。
“就是说前线的情况，还有咱们该怎么支援前线。”
屋里比外面暖和，灶台上的南瓜粥冒着热气。凌莎坐在炕边翻文件，看见他们进来，抬头说了句：“回来了？”
“嗯，都平安。” 余念新答。
凌莎没多问，只让他们先吃饭。等几人放下碗筷，她才开口：“你们这次外线任务完成得不错，写的稿子已经送《解放日报》了，上头批了‘真实鲜活，鼓舞人心’。”
冯启一听，笑了：“那这趟苦没白受。”
“不过，” 凌莎话锋一转，语气沉了点，“念新，你得准备去少年班报到，明天一早就集合。”
“这次是真的要去？” 余念新愣了下。
“通知已经下来了，中央书记处要扩编少年干部训练班，选一批十五岁以下的孩子重点培养，为以后储备干部。” 凌莎说。
屋里静了几秒，谢敏小声问：“那念新得搬去那边住？”
“对，少年班统一管理，吃住在那边。” 凌莎点头。
余念新没说话，低头擦了擦碗沿 —— 他早知道这一天会来，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第二天一早，余念新背着帆布包去了王家坪。少年班设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旁边的窑洞群里，门口挂着红布条，上面写着 “少年班 —— 边区的未来”。
迎接他们的郑教员戴副眼镜，说话是标准的普通话：“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少年班的学员。记住，这里不是普通学校，是干部训练班，得拿出纪律性。”
学员大多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有几个年纪小的，有的来自保育院，有的是烈士子女。每个人领了一件粗布衣、一本笔记本，还有一支铅笔。
郑教员拿着课程表念：“早上学政治、历史、语文、算术，下午劳动，晚上学文件、写思想汇报，每周还要开一次集体检讨会。”
余念新听着，心里清楚 —— 这课程看着普通，其实是在系统培养：教文化是打基础，学政治、写检讨是磨思想，都是为了以后当干部做准备。
“另外，” 郑教员补充道，“每个人每天都要写《思想日记》，哪怕字认不全，画出来也行，得反思自己当天的问题。”
有个孩子小声嘀咕：“我没认多少字，写不了咋办？”
郑教员笑了：“那就画，画你今天干了啥、想了啥，也算完成任务。”
这话逗得大家都笑了，紧张的气氛松了些。
下午劳动，学员们去山坡上修梯田。余念新被分到运土组，和几个比他小的孩子一起扛土筐。一个叫张根生的孩子一边走，一边问：“你以前也在保育院？”
“嗯。”
“那你见过主席没？” 张根生眼里闪着光。
“远远见过一次，在枣园的会上。”
“主席是不是也穿灰衣服？跟咱们身上的一样？”
“是，看着跟普通干部没区别。”
张根生听得直点头，满脸羡慕：“我也想看看主席。”
劳动结束后，大家排队回窑洞。晚饭是高粱米粥配咸菜，吃完就集中在大窑洞里学文件。郑教员读中央的形势分析，说 “抗战胜利已见曙光，但仍需坚持”。
有几个孩子听得打瞌睡，郑教员停下来，语气温和却坚定：“别睡，这些事现在得记在心里。等打跑了鬼子，建设国家还得靠你们，现在多懂一点，将来就能多干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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