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春，沈阳的春天短得像没存在过 —— 街面上的积雪刚化净，墙角还留着冰碴子，就有小贩推着木箱吆喝 “冰棍”，木箱裹着棉被，里面是用井水冻的冰块，撒点糖精就是稀罕物。城南那栋要改造成学校的旧楼，外墙脱皮脱得厉害，露出里面的青砖，屋檐下挂着褐色的铁锈水痕，是前几天下雨淋出来的。
门口新立的木牌是余念新亲手写的，“沈阳干部小学” 四个字用红漆描过，在灰蒙蒙的旧楼前格外显眼。这是他第一次独立牵头办学，教育处给的期限是三个月，要求建成能容纳两百名学生的学校，首批招生对象是机关、部队、工厂干部的子女。接到命令那天，他在教育处办公室没多问，只盯着周处长的办公桌：“能给我几个人协助？”
“人手紧张，你自己组建团队，缺人了再往上报。” 周处长头也没抬，手里翻着别的文件。
余念新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 从延安到辽阳再到鞍山，他早习惯了 “自己想办法”。
头一周，所有精力都扑在修校舍上。这栋楼原是伪满警校的宿舍，房间窄，窗户小，要改成教室得先拆墙、扩窗。工人不够，余念新就去附近的退伍兵安置点找人，答应管饭，还能给点补贴，几个当过工兵的老兵愿意来帮忙，白天一起抬木料、钉窗框，晚上他在临时办公室写施工日志，记录当天修了几间房、用了多少材料，密密麻麻记了半本。
没过几天，凌老师被教育处调来协助他。她走进院里，看着堆在墙角的旧课桌 —— 桌面裂着缝，桌腿歪歪扭扭，有的还少了个脚，用砖头垫着 —— 皱起眉：“这些东西还能用？孩子坐上去不得摔着？”
“先擦干净，缺腿的钉块木板，裂缝的用腻子补上，凑活能用。” 余念新手里拿着砂纸，正打磨一张课桌的边缘，避免木刺扎手。
“咱们是来搞教育的，不是来当木匠的，这也算教育工作？” 凌老师有点不理解，她以前在延安保育院，虽然条件也差，但教具至少是齐整的。
“校舍是教育的地基，连个能安心上课的地方都没有，还谈什么教文化？” 余念新放下砂纸，指着刚修好的一间教室，“你看，窗户扩宽了，光线能进来，孩子们上课不费眼，这就是在做教育的事。”
凌老师没再反驳，默默卷起袖子，从墙角拿起块抹布，蹲下来擦课桌 —— 她知道余念新说的是实话，在东北这地方，想做事就得先低头干实事。
第二周开始招聘教师，消息贴出去后，来报名的人不少：有从延安来的青年学生，带着《干部学习纲要》；有东北本地的教员，熟悉沈阳的情况；还有几个是旧教育系统留下的，穿着半旧的长衫，手里攥着以前的教师资格证。大家坐在一起，气氛有点微妙 —— 有人信新政权，说话时腰杆挺得直；有人心里没底，问问题时总小心翼翼。
报名那天，一个留着麻花辫的女教师犹豫半天，还是凑到余念新跟前：“同志，我想问下，干部小学是不是只教政治？不教算术、识字这些？”
“教文化，也教政治。” 余念新放下手里的报名表，“孩子得先识字，能读书看报，然后才懂什么是政治；也得明白自己是谁的孩子，以后要做什么事，这两样都不能少。”
旁边一个戴眼镜的男教师笑了：“那这不就是又红又专？要求可不低啊。”
“不用跟‘又红又专’挂钩，只要能把文化教好，把道理讲明白，做到这两点就行。” 余念新说得实在，没绕弯子。
学生登记那天，学校院门外挤满了人。有穿灰棉军装的部队干部，怀里抱着孩子，军装上还沾着泥土；有穿粗布衣的工厂干部，袖口沾着机油；还有几个穿旧呢子大衣的城市妇女，应该是机关干部的家属，手里拎着布包，里面装着孩子的换洗衣物。大家都排着队，没人插队，偶尔有人小声议论 “学校条件怎么样”“老师够不够”。
一个穿军装的小男孩被妈妈抱进院里，一落地就跑到余念新跟前，仰着头问：“老师，这学校有钢笔用吗？我爸爸说钢笔写字好看。”
“有钢笔，但得先学会用铅笔。” 余念新蹲下来，跟孩子平视，“铅笔字写好了，再用钢笔才不会出错。”
“我爸爸在军区上班，他说我是干部的孩子，能直接用钢笔写字，不用练铅笔。” 小男孩挺了挺胸，一脸骄傲。
“在学校里，不管是谁的孩子，都得从铅笔开始练，大家都一样。” 余念新摸了摸孩子的头，没顺着他的话。
小男孩不太服气，瞪了他一眼，跑回妈妈身边告状。余念新没在意，转身接过下一位家长递来的报名表，继续登记。
登记结束后，凌老师抱着那堆报名表，坐在台阶上叹气：“你看这些名单，干部的孩子也分三六九等 —— 军区干部的、工厂干部的、机关办事员的，家长职位不一样，对孩子的期待也不一样，以后不好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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