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海压着火，指了指桌上的碗：“还能干嘛？为吃的闹意见，嫌饭菜太淡、不顶饿。”
刘海中还没消气，一梗脖子：“不是闹意见，是这事儿本来就该代表会管！工人吃不好，没力气干活，耽误了订单，谁负责？这是正经事，不是瞎吵。”
余念新点点头，走到案板边，拿起一个碗，舀了一勺白菜汤，尝了一口 —— 确实没什么味道，菜也少。他放下碗，语气平和：“这事确实该解决，工人们辛苦，吃不好肯定不行。咱别在这儿吵，晚上开工人代表会，专门议这事，保证给大家一个说法。”
说完，他翻开笔记本，记了几笔，又补充道：“现在是过渡期，军管会的物资还没完全接上，大家先克服几天。但今天下午得先把轧钢的那批工件赶出来，不能耽误进度，等晚上议出结果，明天就按新办法来。”
刘海中嘟囔了几句 “早该这样”，拿起碗，又盛了半勺菜，没再说话，转身找地方吃饭去了。
易中海也松了口气，拍了拍何大清的肩：“别往心里去，刘海中就是这脾气，没坏心眼。” 何大清点点头，又重新弯下腰，往灶膛里添柴 —— 锅里的汤还得接着煮，后面还有晚班的工人要吃饭。
到了晚上，工人代表会在厂部的小会议室开。屋里没点灯，挂了三盏马灯，昏黄的光晕在墙上摇晃，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
易中海坐在左边的长凳上，手里拿着个小本子，时不时记点什么；刘海中坐在对面，跟他对着脸，手里把玩着个铁皮烟盒，脸上还带着点白天的气；何大清抱着笔记本，挨着门边坐，神情有点紧张 —— 这是他第一次以代表的身份开会，怕自己说不好话。
余念新没坐，站在屋子中间，开门见山：“今天把大家叫来，主要议一条事：食堂的伙食标准怎么定，以后谁来管，怎么管，得说清楚，省得再闹意见。”
刘海中第一个开口，身子往前凑了凑：“我先说！工人干活分轻重，不能一刀切。干重活的，像我这样的锻工、还有轧钢的师傅，每天消耗大，应该多给口粮，油盐也得加量；干轻工的，比如记账的、打扫卫生的，就按原来的标准来。
厂子都复工了，还拿战时的紧巴标准，不合适，也留不住人。”
“你说得太简单了。” 易中海放下笔，反驳道，“军管会每个月就拨这么多粮、这么多油，给重活的加了，轻工的就得减，到时候轻工的又该有意见了。
厂子刚起步，订单还不稳定，得算长远账，不能只顾眼前。我看还是先按原来的标准，等月底拿到订单的货款，再给大家补伙食，这样更稳妥。”
“稳妥？等月底，人都饿垮了，还怎么拿货款？” 刘海中拍了下桌子，声音又高了，“易中海，你就是太保守！工人不吃饱，机器怎么转？工件怎么赶？到时候交不了货，军管会怪罪下来，你负责？”
“我怎么不负责？我是代表会主席，自然要为厂子着想！” 易中海的声音也压低了些，却更硬，“你光想着吃，就没想过厂子要是黄了，大家都没活干，到时候连稀汤都喝不上！”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又吵了起来，会议室里的气氛又僵住了。其他两个代表想插话，也没插上。何大清坐在门边，手指在笔记本上画圈，犹豫了半天，终于轻轻举了下手：“我、我说两句成吗？”
众人都停下争吵，看向他。何大清清了清嗓子，声音有点小：“我在伙房待了好几年，知道粮和油的数。
我看刘海中师傅说的对，干重活的得加量，但易师傅说的也没错，不能随便减轻工的。要不这样，咱把口粮分成三级：重活组，比如锻工、轧钢工，每天多加一勺米，菜里多放半勺油；轻工组，像钳工、机修工，按原来的标准。
后勤组，比如我和记账的，再省一点，每天少半勺米。这样既照顾了干重活的，也不用减别人的，粮和油也够用到月底。”
“那谁算‘重活’？谁算‘轻工’？” 刘海中皱着眉，还是有点不放心，“你说我是重活，易中海说他也是重活，到时候分不清楚，又该吵。”
“这不难。” 余念新笑了笑，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是厂部的工种表，“上面写得清楚，哪些是重体力工种，哪些是轻体力，按表来分，谁也别争。
再说了，这厂子是人民的，咱工人给自己定规矩，就得讲公道，不能凭个人说了算。以后每个月，伙房的账目都要公开，买了多少粮、多少油，花了多少钱，都贴在食堂门口，大家都能看，也能监督。”
这话一说，大家都没意见了。会议一直开到夜里十点多，最后定下来：伙食分三级标准，重活组每天加一勺米、半勺油，轻工组不变，后勤组适当减量。
伙房由何大清负责，每个月公开账目，接受工人监督；余念新帮忙跟军管会反映，争取多拨点物资。刘海中嘟囔着 “这还差不多”，算是同意了；易中海也点了头，说这样既公平又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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