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余念新说,“这批零件和图纸必须封存,重新检查所有货箱,确保没有问题后才能用于安装。另外,你们的工程师要配合我们的技术小组,重新核对所有设备参数,避免出现差错。”
“我都答应。”约翰毫不犹豫地说,“只要能证明祥泰洋行的清白,只要能让你们的工厂顺利开工,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正说着,张伟群匆匆赶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念新,上海军管会发来的急电,那个姓王的中国人,是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特务,专门负责破坏工业设备运输,之前上海有两家工厂的设备,就是被他用类似的手段搞坏的。”
“果然是他们。”余念新的眼神冷了下来,“看来国民党是不死心,非要破坏我们的工业建设。”
约翰听得心惊肉跳,他没想到自己竟然卷入了政治斗争里。“余先生,我们洋行只是做生意,不想掺和这些事。我保证,以后会严格审核所有接触货物的人员,绝不再出现这种情况。”
“最好如此。”余念新看着他,“安庆的工厂必须按时开工,这是底线。如果再出任何问题,不管是谁的责任,我们都会终止合作,追究到底。”
约翰连连点头,心里却暗自庆幸——幸好这批货被及时发现,要是真出了人命,他的麻烦就大了。
上午十点,江雾彻底散去,阳光洒在码头上。赵海生带着人从货轮上下来,脸色凝重地走到余念新面前:“余哥,又发现两箱有问题的货,里面藏着被篡改过参数的零件,要是装上去,设备肯定会出故障。”
“都封存起来,派专人看守。”余念新说,“另外,让陈工程师带着技术小组,逐一核对所有零件和图纸,确保每一个参数都准确无误。”
“已经安排好了。”赵海生说,“还有个好消息,便衣在克莱德的宿舍里找到了那个姓王的中国人的联系方式和住址,已经发给上海军管会了,估计很快就能抓到人。”
余念新点了点头,望向正在忙碌的码头工人。李师傅带着伙计们,正小心翼翼地把合格的零件搬到运输车上,准备运往厂房。工人们的脸上虽然带着疲惫,但眼神里充满了干劲——他们知道,这些零件是工厂开工的希望,容不得半点马虎。
约翰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五味杂陈。他以前总觉得中国人落后、好欺负,直到这次来安庆,他才明白,这些中国人身上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会放弃。他突然意识到,跟这样的人合作,才是祥泰洋行最好的选择。
“余先生,”约翰走到余念新身边,语气坚定,“我会亲自盯着剩下的卸货和安装工作,直到你们的工厂顺利开工。我向你保证,绝不会再出任何问题。”
克莱德被两名战士架进警备区的临时审讯室时,膝盖都在打晃。不是被打了,是吓的——他在上海码头混了七年,从没跟中国的官方部门打过交道,更别说这种门口架着步枪、屋里只摆一张木桌的地方。
他被按在靠墙的木椅上,双手没捆,却比捆着还难受。身后两名战士笔挺地站着,军帽的帽檐压得很低,眼神扫过来时,像带着冰碴。约翰被允许在场,坐在角落的小凳子上,面前放着一杯冷掉的白开水,余念新提前跟他说好了:“听着就行,不准插话,更不准递眼色。”
赵海生先开口,他把一叠货箱标签拍在桌上,最上面那张印着祥泰洋行的logo,编号和码头查获的有问题货箱完全一致。“看清楚,这个编号的货箱,你昨晚接触过没有?”
克莱德的目光在标签上粘了两秒,喉结动了动,声音发干:“我……我登记过。昨晚后半夜货船靠岸,是我跟着码头工人一起清点的舱单。”
“只是登记?”赵海生往前凑了凑,桌子被推得“吱呀”响,“那货箱里的普通螺栓,怎么变成了反应釜的核心轴心?还有那两卷图纸,是自己长脚跑进去的?”
“不是我换的!”克莱德猛地提高声音,又被战士的眼神压了回去,声音瞬间软下来,“肯定是发货部的人装错了!之前在上海港,他们就把轴承和齿轮混装过,我当时还跟约翰先生汇报过……”
“发货部?”余念新坐在侧面的阴影里,一直没说话,这会儿突然开口,“昨天上午十点,你给上海发货部发过一封电报,内容是‘货已按要求整理,静待交接’,怎么解释?”
克莱德的脸“唰”地白了。他没想到连电报内容都被查到了,嘴唇抖得像抽风:“我……我那是确认舱单,怕路上出纰漏……”
“确认舱单需要用‘按要求整理’这种说法?”赵海生把一张电报底稿拍在他面前,“这是从货轮的无线电室抄下来的,你自己看看。还有,昨晚十点十五分,你离开货轮,去了长江旅社,别告诉我是去看风景。”
这句话像块石头砸在克莱德心上,他想站起来,后腰立刻被战士的枪托顶了一下,又乖乖坐回去。“我……我就是出去透气,货轮上闷得慌……”
“透气要带舱单副本?”余念新的声音还是很平,却让克莱德浑身一僵,“我们在你宿舍的枕头底下找到了这个,你拿着舱单去旅社,是跟谁对账?”
赵海生把一叠折起来的纸扔过去,正是克莱德藏起来的舱单副本,上面还有几处用铅笔做的记号,刚好对应那些被调换的货箱编号。
角落里的约翰忍不住皱了皱眉——他太了解克莱德了,这人虽然贪小便宜,但做事一向谨慎,绝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随便塞在枕头底下。显然,他是慌了神,才留下这么大的破绽。
“说不出来了?”赵海生换了个姿势,从口袋里掏出个油纸包,“这是今早从你工作服口袋里搜出来的,你自己打开看看。”
克莱德的手抖得厉害,指尖刚碰到油纸包,就像被烫到一样缩了回去。赵海生没再逼他,自己把油纸包打开——里面是三张十元面额的美钞,崭新的,边角都没折过。在1949年的安庆,这三张钞票够普通工人活小半年,绝不是克莱德一个月的薪水能攒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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