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余念新说，“这批零件和图纸必须封存，重新检查所有货箱，确保没有问题后才能用于安装。另外，你们的工程师要配合我们的技术小组，重新核对所有设备参数，避免出现差错。”
“我都答应。”约翰毫不犹豫地说，“只要能证明祥泰洋行的清白，只要能让你们的工厂顺利开工，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正说着，张伟群匆匆赶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念新，上海军管会发来的急电，那个姓王的中国人，是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特务，专门负责破坏工业设备运输，之前上海有两家工厂的设备，就是被他用类似的手段搞坏的。”
“果然是他们。”余念新的眼神冷了下来，“看来国民党是不死心，非要破坏我们的工业建设。”
约翰听得心惊肉跳，他没想到自己竟然卷入了政治斗争里。“余先生，我们洋行只是做生意，不想掺和这些事。我保证，以后会严格审核所有接触货物的人员，绝不再出现这种情况。”
“最好如此。”余念新看着他，“安庆的工厂必须按时开工，这是底线。如果再出任何问题，不管是谁的责任，我们都会终止合作，追究到底。”
约翰连连点头，心里却暗自庆幸——幸好这批货被及时发现，要是真出了人命，他的麻烦就大了。
上午十点，江雾彻底散去，阳光洒在码头上。赵海生带着人从货轮上下来，脸色凝重地走到余念新面前：“余哥，又发现两箱有问题的货，里面藏着被篡改过参数的零件，要是装上去，设备肯定会出故障。”
“都封存起来，派专人看守。”余念新说，“另外，让陈工程师带着技术小组，逐一核对所有零件和图纸，确保每一个参数都准确无误。”
“已经安排好了。”赵海生说，“还有个好消息，便衣在克莱德的宿舍里找到了那个姓王的中国人的联系方式和住址，已经发给上海军管会了，估计很快就能抓到人。”
余念新点了点头，望向正在忙碌的码头工人。李师傅带着伙计们，正小心翼翼地把合格的零件搬到运输车上，准备运往厂房。工人们的脸上虽然带着疲惫，但眼神里充满了干劲——他们知道，这些零件是工厂开工的希望，容不得半点马虎。
约翰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五味杂陈。他以前总觉得中国人落后、好欺负，直到这次来安庆，他才明白，这些中国人身上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会放弃。他突然意识到，跟这样的人合作，才是祥泰洋行最好的选择。
“余先生，”约翰走到余念新身边，语气坚定，“我会亲自盯着剩下的卸货和安装工作，直到你们的工厂顺利开工。我向你保证，绝不会再出任何问题。”
克莱德被两名战士架进警备区的临时审讯室时，膝盖都在打晃。不是被打了，是吓的——他在上海码头混了七年，从没跟中国的官方部门打过交道，更别说这种门口架着步枪、屋里只摆一张木桌的地方。
他被按在靠墙的木椅上，双手没捆，却比捆着还难受。身后两名战士笔挺地站着，军帽的帽檐压得很低，眼神扫过来时，像带着冰碴。约翰被允许在场，坐在角落的小凳子上，面前放着一杯冷掉的白开水，余念新提前跟他说好了：“听着就行，不准插话，更不准递眼色。”
赵海生先开口，他把一叠货箱标签拍在桌上，最上面那张印着祥泰洋行的logo，编号和码头查获的有问题货箱完全一致。“看清楚，这个编号的货箱，你昨晚接触过没有？”
克莱德的目光在标签上粘了两秒，喉结动了动，声音发干：“我……我登记过。昨晚后半夜货船靠岸，是我跟着码头工人一起清点的舱单。”
“只是登记？”赵海生往前凑了凑，桌子被推得“吱呀”响，“那货箱里的普通螺栓，怎么变成了反应釜的核心轴心？还有那两卷图纸，是自己长脚跑进去的？”
“不是我换的！”克莱德猛地提高声音，又被战士的眼神压了回去，声音瞬间软下来，“肯定是发货部的人装错了！之前在上海港，他们就把轴承和齿轮混装过，我当时还跟约翰先生汇报过……”
“发货部？”余念新坐在侧面的阴影里，一直没说话，这会儿突然开口，“昨天上午十点，你给上海发货部发过一封电报，内容是‘货已按要求整理，静待交接’，怎么解释？”
克莱德的脸“唰”地白了。他没想到连电报内容都被查到了，嘴唇抖得像抽风：“我……我那是确认舱单，怕路上出纰漏……”
“确认舱单需要用‘按要求整理’这种说法？”赵海生把一张电报底稿拍在他面前，“这是从货轮的无线电室抄下来的，你自己看看。还有，昨晚十点十五分，你离开货轮，去了长江旅社，别告诉我是去看风景。”
这句话像块石头砸在克莱德心上，他想站起来，后腰立刻被战士的枪托顶了一下，又乖乖坐回去。“我……我就是出去透气，货轮上闷得慌……”
“透气要带舱单副本？”余念新的声音还是很平，却让克莱德浑身一僵，“我们在你宿舍的枕头底下找到了这个，你拿着舱单去旅社，是跟谁对账？”
赵海生把一叠折起来的纸扔过去，正是克莱德藏起来的舱单副本，上面还有几处用铅笔做的记号，刚好对应那些被调换的货箱编号。
角落里的约翰忍不住皱了皱眉——他太了解克莱德了，这人虽然贪小便宜，但做事一向谨慎，绝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随便塞在枕头底下。显然，他是慌了神，才留下这么大的破绽。
“说不出来了？”赵海生换了个姿势，从口袋里掏出个油纸包，“这是今早从你工作服口袋里搜出来的，你自己打开看看。”
克莱德的手抖得厉害，指尖刚碰到油纸包，就像被烫到一样缩了回去。赵海生没再逼他，自己把油纸包打开——里面是三张十元面额的美钞，崭新的，边角都没折过。在1949年的安庆，这三张钞票够普通工人活小半年，绝不是克莱德一个月的薪水能攒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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