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安里的雪下到第四日，终于歇了，天却比雪时更冷，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割，巷口老槐树的枝桠上积着雪，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砸在青石板上，碎成细雪沫。薛玉钗刚把琴行的木门推开，就看见巷口停着辆陌生的白色面包，车身上没贴任何标识，车窗贴着深色膜，看不清里面的人，只有引擎的“嗡嗡”声裹着寒气，在空荡的巷子里转着圈。
他皱了皱眉，刚要转身去叫薛景堂，面包车门“咔嗒”一声开了，下来个穿黑色冲锋衣的男人，头发梳得整齐，却沾着点雪，手里拎着个黑色公文包，脚步踩在雪上没什么声响，径直朝琴行走来。男人走近时，薛玉钗才看见他领口别着枚银色徽章，形状像片残缺的砚台——是上周邻市文物局来调研时，工作人员别过的徽章，只是眼前这枚，边缘磨得发毛，不像新的。
“薛玉钗是吧？”男人声音没什么温度，从公文包里掏出张证件，递过来时指节泛着青，“文物局的，来核实下荷砚的登记信息。上周你们提交的材料里，砚台底部的虫痕描述有点模糊，需要再确认。”
薛玉钗接过证件，指尖碰着塑料壳，凉得刺骨。证件上的照片和男人本人对得上，单位盖章也清晰，可他总觉得不对劲——上周文物局的人来，不仅提前打了电话，还带着荷砚的初步鉴定报告，说话时也带着点对老物件的热乎气，不像眼前这人，眼神扫过博古架时，只在荷砚上停了两秒，就移开了，像在查什么无关紧要的东西。
“薛大爷在里屋煮茶，我去叫他出来一起核对。”薛玉钗把证件递回去，手往身后藏了藏，悄悄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是早上薛景堂塞给他的，说“最近邻市有文物贩子冒充电局的人踩点，遇事别慌，先给我打电话”。
男人却抬手拦了他，公文包往臂弯里一夹，径直走向博古架：“不用麻烦老人家，我自己看就行，很快。”他的脚步很轻，却带着股不容拒绝的劲，走到博古架前，弯腰盯着荷砚，手指在石面上方悬着，没碰，却绕着砚台转了两圈，目光落在底部的守木虫痕上，嘴角几不可察地勾了下。
薛玉钗心提了起来，刚要开口说“砚台怕碰，您小心点”，就听见男人突然说：“这砚台的虫痕，跟去年邻县丢的那方‘松雪砚’有点像啊——那砚台丢的时候，底部也有这么道浅痕，只是比这个宽点。”
这话像块冰，砸在薛玉钗心口。去年邻县松雪砚失窃的事，他在新闻上看过，说是夜里被人撬了博物馆的窗，连展柜玻璃都没留下划痕，只在现场发现了半枚黑色鞋印。当时他还跟史明远说，这偷砚台的人，肯定是懂行的，知道松雪砚的纹路脆，没敢硬撬。
“您说的是松雪砚？”薛玉钗故意放慢语速，手悄悄往手机屏幕上按，“我们这荷砚是祖传的，民国时候就在荣安里了，去年文物局的老专家来，还说这砚台的石质是本地特有的‘荣安青’，跟松雪砚的‘洮河石’不一样。”
男人转头看他，眼神里多了点审视：“哦？你还懂石质？”他伸手想去碰荷砚的边缘，薛玉钗赶紧上前一步，挡住他的手：“砚台去年在矿洞被摔过，边缘有点裂，怕碰着。要是您需要看底部的虫痕，我去拿软布垫着，慢慢翻过来给您看——这砚台沉，您一个人搬，容易滑手。”
男人的手顿在半空，又慢慢收回去，放进冲锋衣口袋里：“不用了，先看表面就行。”他转身走向桌前，拿起上周提交的材料，翻了两页，手指在“虫痕长约三厘米”那行字上划着，“你们写的是‘三厘米’，但我看现场，怎么也得有三厘米半——是不是量的时候没算上边缘的浅纹？”
薛玉钗心里更沉了——上周量虫痕时，他和史明远一起用软尺量的，特意避开了边缘的浅纹，反复量了三次都是三厘米，怎么会差半厘米？他刚要开口反驳，就听见巷口传来自行车的“叮铃”声，是贾葆誉，车筐里装着医药厂的原料清单，车把上还挂着个油纸包，是给张奶奶带的糖糕。
贾葆誉刚进巷口就看见那辆白色面包，又看见穿冲锋衣的男人站在琴行门口，心里咯噔一下——早上医药厂的王师傅说，邻县有冒充电局的人去厂里问“有没有老砚台”，说话语气跟眼前这人有点像。他赶紧把自行车往雪地里一撑，车筐里的清单滑出来两张，也顾不上捡，朝着琴行走来，声音故意提得很高：“玉钗！张奶奶让我给你带的糖糕，还热着呢！薛大爷在吗？我跟他说下原料的事，城西药厂下午就送过来！”
男人听见声音，转头看向贾葆誉，眼神里闪过点不耐烦，却很快压下去：“你们这巷子挺热闹，早上人就不少。”他把材料往桌上一放，“信息有点出入，我得回去跟领导汇报下，明天再过来核实。”说着就拎起公文包，往门口走，经过贾葆誉身边时，脚步顿了顿，扫了眼他车筐里的清单，才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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