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像被揉软的棉团，慢悠悠裹住荣安里，连青石板路的纹路都浸得模糊。荷池上飘着层薄纱似的水汽，新抽的浮叶蜷着边，叶尖沾着雾珠，像刚哭过的孩童挂着泪痕，嫩得能掐出绿水来。林先生家的朱漆院门虚掩着，门轴锈迹斑斑，推开时“吱呀”一声，在雾里荡开圈淡响，惊得檐下麻雀扑棱棱撞进老槐树的新枝，抖落满枝雾星。
院子中央的石桌上，樟木箱敞着盖，露出里面叠得齐整的旧布衫，最底层压着个蓝布包——边角被岁月磨得发毛，系绳是褪成粉白的红绸，摸上去糙得硌手。林先生蹲在箱边，脊背弯成弓，花白的头发沾着雾珠，像撒了层碎霜。他指尖捏着蓝布包边缘，拇指蹭了蹭磨毛的边角，才慢慢掀开，里面裹着三本线装簿子，纸页黄得像陈年橘子皮，边缘卷成波浪，指尖一碰，细碎的纸渣就簌簌往下掉，落在青石板上，风一吹便没了影。
“这是民国二十六年的保甲册，还有建国后街道发的街巷管理记录，攒了快百年了。”林先生拿起最上面的册子，封面“荣安里户册”四个字是老宋体，墨色淡得快要看不清，却透着股板正的规整。他从口袋里摸出块细棉布，是老伴生前用的，边角还缝着朵小梅花，轻轻擦着封皮，动作轻得像怕惊醒纸页里的旧时光，“你阿姨在世时，总把这些藏樟木箱最底下，说‘守地方得先守规矩，规矩在，根就断不了’。”
贾葆誉凑过去，鼻尖挨着纸页，闻到股旧墨混着樟木的味道，呛得人鼻头发酸。册子里的字迹密密麻麻，毛笔写就，有的笔画细得像发丝，有的厚重得透纸背，记着街坊祖辈的姓名、房屋间数，甚至连院里种了几棵树、哪年栽的都写得分明。翻到中间页，画着荣安里的简易地图，巷口老槐树、荷池的位置标得清清楚楚，旁边还注着“民国三十一年，池边植柳三棵，今存一棵”，字迹被潮气浸得发晕，却依旧能辨出认真劲儿。
“这些能当保护协会的底子！”清沅端着粗瓷碗走进来，碗里小米粥冒着腾腾热气，雾汽沾在她额角，凝成细小的水珠。她穿月白色棉布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纤细的手腕，血管像青藤似的伏在皮肤下，手里攥着本牛皮笔记本，封面磨出了包浆。“我前几天整理的街坊口述往事，正好能和册子里的记录对上，这样荣安里的历史就有凭有据，不是空口说的了。”
她把粥碗往石桌上一放，“咚”的一声轻响，粥浪晃了晃，溅出几滴在桌面，迅速洇开。翻开笔记本，里面贴着泛黄的老照片——有五十年代街坊们在荷池边合影，女人们梳着麻花辫，男人们穿中山装；还有剪报、粮票存根，甚至夹着片干枯的荷叶，旁边用钢笔写着“1982年夏，荷池第一次开花”，字迹娟秀，带着少女的青涩。“你看，张阿姨说她奶奶1950年搬来，册子里这儿真有登记，户主写着‘王赵氏’，就是张阿姨的奶奶，住址是西巷3号院，和现在一模一样。”
正说着，院门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混着竹篮碰撞的脆响。宁舟拄着枣木拐杖，一步步挪进来，拐杖头包着层铁皮，敲在青石板上发出“笃笃”的闷响，像敲在每个人心上。他穿浅灰色卡其布外套，左胳膊吊着绷带，白色纱布缠了好几圈，还别着根硬纸板固定，是上次被绑架时留下的伤，抬手时肩膀还会不自觉地抽一下。身后跟着张阿姨、王大爷、李叔几家街坊，张阿姨手里的竹篮塞得满满当当，露出半截红纸、几支毛笔，还有个算盘，木框被磨得发亮，算珠油光锃亮。
“林先生，小贾，我们一大早合计着，成立保护协会不能光喊口号，得有个章程，不然遇事各说各的，准乱套。”王大爷摸出腰间的旱烟袋，铜烟锅被摩挲得锃亮，他在掌心磕了磕烟袋，没点燃，只是捏着烟杆转了转，烟杆上的纹路被摸得光滑，“就像以前巷里管事儿，得有个定盘星，大家都按规矩来，才护得住家。”
张阿姨跟着点头，从竹篮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纸，上面用圆珠笔写满了字，还有不少涂改的痕迹，墨水晕开了好几处。“我昨晚让孙子在网上查了，历史文化街区得有登记制度，谁家的房子要修、外来人要租房，都得记下来，不能再像上次那样，陌生人随便进巷里晃，甚至偷偷改房子结构。”她指着纸上“登记”二字，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指甲盖里还嵌着点面灰——早上烙饼时没来得及洗手，“上次周正明的人就是趁我们没防备，混进来测绘房子，在墙上画记号，差点把老院的承重墙给拆了，还好小李发现得早。”
李叔蹲在石桌旁，捡起笔在纸上画了个简单的表格，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在雾蒙蒙的院子里格外清晰。“我觉得得设个值守点，就放在巷口老槐树下，搭个小棚子，每天轮班，外来访客登记姓名、事由、身份证号，租房的得签承诺书，保证不破坏房屋砖瓦、不改动结构。”他以前在工厂管过后勤，做事最讲究条理，手指点着表格里的“租房”栏，“还有房屋修缮，得提前跟协会说，找懂老建筑的师傅来弄，不能自己随便砸墙、换窗，上次东巷老刘想把木窗换成铝合金的，多亏大家拦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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