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3日，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
地点： 上海法租界及周边；长江芜湖至上海段
（上海法租界，上午十点十五）
桂花婶冲出别墅那条街后，没敢直接跑——跑反而显眼。她捂着脸上的淤青，脚步踉跄但稳着速度，像个刚被丈夫打了逃出来的家庭妇女，拐进最近的一条弄堂。
一进弄堂她就靠墙瘫坐下来，大口喘气，心脏快从嗓子眼跳出来。苏砚那孩子……为了救她，答应了吉田。这不成，她得赶紧报信。
她按着突突跳的太阳穴，脑子里过了一遍上海的联络点。老王（王二副）给她的紧急联络方式有三个：十六铺码头“陈记茶摊”（就是她自己的摊子，已经暴露不能去）、闸北天潼路“大昌米行”、还有法租界霞飞路“瑞蚨祥绸缎庄”。
米行太远，现在全城戒严，她这副模样过不了关卡。只能去绸缎庄，就在法租界，走过去二十分钟。
桂花婶撕下一块衣襟，把头发包严实，遮住脸上的伤，又在地上抹了把灰擦在脸上和衣服上，让自己看起来更惨。然后起身，低着头朝霞飞路走。
法租界还算太平，街上还有法国巡捕巡逻，日本兵不敢太嚣张。但桂花婶知道，暗地里的眼睛更多。
走到霞飞路中段，“瑞蚨祥”的招牌老远就能看见，三层楼的气派门脸。她没直接进去，先在对面的烟纸店买了包烟，借火柴点烟的空当，观察绸缎庄门口。
不对劲。
往常这个点，“瑞蚨祥”门口该有伙计洒扫，客人进进出出。可现在店门半掩，门口站着两个穿短褂的汉子，一个在剔牙，一个在抽烟，眼睛却像探照灯似的扫着街面。
那站姿，那眼神——是便衣。特高课的。
联络点暴露了。桂花婶心里一沉，转身就走。刚走出几步，身后传来声音：
“前面那个，站住！”
她没停，反而加快脚步。后面脚步声追上来，一只手搭在她肩上。
“叫你站住没听见？”剔牙那汉子转到她面前，上下打量，“干什么的？”
“我……我找活儿干。”桂花婶低着头，声音发颤，“听说绸缎庄招女工……”
“招工？”汉子冷笑，“招工不走前门，鬼鬼祟祟看什么？”
“我、我怕人家嫌我老……”桂花婶挤出两滴眼泪，“大哥，我真就是找活儿，家里揭不开锅了……”
汉子盯着她看了几秒，忽然伸手扯她的头巾。桂花婶下意识躲，头巾被扯掉半边，露出脸上的淤青。
“这伤怎么回事？”汉子眼神更怀疑了。
“我男人打的……”桂花婶哭出声，“他赌钱输了，拿我撒气……”
正僵持着，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过。车窗摇下一半，桂花婶余光瞥见车里的人——吉田正一！他正朝这边看！
她赶紧把头埋得更低，身体抖得像筛糠。吉田似乎没认出她，轿车很快开走了。
“行了行了，哭什么哭。”汉子不耐烦地摆摆手，“赶紧走！这附近戒严了，别在这儿晃悠！”
桂花婶如蒙大赦，抓起头巾就跑。转过两个街口，她钻进一个公共厕所，锁上门，背靠着门板大口喘气。
联络点被端了，她现在是孤家寡人。苏砚在吉田手里，林默不知下落，老王在跑船……怎么办？
她突然想起老王说过的话：“万一所有联络点都出事，去‘老地方’等。”
老地方——外白渡桥下第三个桥墩，有个废弃的排水管道，里面用油布包着应急物资和备用联络方式。那是老王多年前埋的，只有他们两口子知道。
得去拿。现在就去。
桂花婶整理好衣服，从厕所出来，朝外滩方向走。她不知道，刚才那辆黑色轿车就停在街角，吉田正透过车窗看着她远去的背影。
“课长，要跟吗？”副驾驶的助手问。
“不用。”吉田点了支烟，“她现在是惊弓之鸟，会带我们找到更多的人。派人远距离盯着，别打草惊蛇。”
“是。”
（上海闸北区，天潼路附近，上午十一点）
林默跟着“表舅”——真名陈伯年，上海地下党交通站负责人——七拐八绕，最后钻进一栋老式石库门房子的后门。
天井里晾着衣服，几个小孩在玩弹珠，看见生人进来，都好奇地瞅着。陈伯年挥挥手：“去去，回家玩去。”
他把林默带进厢房，关上门，这才松了口气：“好险。火车站那两个尾巴，被我们的人引到南市去了，暂时甩掉了。”
林默顾不上休息，急问：“陈同志，苏砚有消息吗？”
陈伯年脸色凝重，倒了杯水给她：“你先坐下，听我说。”
林默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们今早收到南京转来的消息，”陈伯年压低声音，“说苏砚同志可能……叛变了。”
“不可能！”林默猛地站起来，水洒了一身。
“你听我说完。”陈伯年示意她冷静，“消息来源是南京特高课内部传出的，说苏砚在吉田的别墅里，正在帮日本人完善‘钥匙’模型。而且……他供出了好几个联络点，导致我们南京的同志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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