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他……已经去世了。”
老刀愣了愣，叹口气：“可惜了……好人总是不长命。行了，油加满了，快走吧。”
“飞鱼号”重新启航。离开小岛时，苏砚回头看见老刀还站在码头上，朝这边挥了挥手。
“这年头，讲义气的人不多了。”张老头感慨。
船继续向南。下午五点半，澳门的海岸线终于出现在视野里。
但还没等高兴，张老头突然骂了句脏话：“妈的……封锁线！”
前方海面上，横着两艘葡萄牙海军的巡逻艇，挂着葡萄牙国旗，正在检查过往船只。更远的地方，还能看见日本军舰的身影——日本人不敢进澳门水域，但在外面守着。
“怎么办？”陈伯年问，“葡萄牙人会查吗？”
“看情况。”张老头减速，“澳门现在是中立区，葡萄牙人不想惹事，但日本人要是施压……”
果然，一艘葡军巡逻艇靠过来，艇上军官用带着口音的粤语喊：“停船！接受检查！”
（澳门内港码头，傍晚六点）
检查比想象中顺利。
葡萄牙军官上船看了看，问了几个问题：从哪来，来干嘛，船上都是什么人。陈伯年按事先准备好的说辞：南洋华侨，船坏了，来澳门修船。
军官看了眼浑身是伤的慧明：“他怎么回事？”
“遇上海盗了。”张老头抢答，“我们是做小生意的，被抢了，还伤了人。长官，您看这伤……”
军官皱了皱眉，大概是不想惹麻烦，摆摆手：“进去吧。记住，在澳门期间遵守法律，别惹事。”
“一定一定！”
“飞鱼号”缓缓驶入内港。澳门比香港小得多，但同样拥挤——中式骑楼和葡式建筑挤在一起，街上走着穿长衫的中国人、穿西装的葡萄牙人、还有穿军装的各国水兵。空气里飘着蛋挞的甜香和咸鱼的臭味，混在一起，怪怪的。
船靠在一个小码头。张老头说：“我就送到这儿了。船我得开回去，不然太显眼。”
“张伯，大恩不言谢。”苏砚深深鞠躬。
“少来这套。”张老头摆摆手，“要谢就谢你爹，还有老王。走吧，赶紧的。”
众人下船。张老头最后看了他们一眼，调转船头，消失在暮色里。
现在，澳门街头，一群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的陌生人。
“先找地方落脚。”陈伯年说，“老刀给的地址，风顺堂街14号。”
风顺堂街在澳门半岛西侧，一片葡式住宅区。14号是栋两层小楼，门口挂着块铜牌：卡瓦略诊所，内科、外科，下面一行葡文。
敲门。开门的是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深眼窝，高鼻梁，典型的南欧人长相。
“你们是……”他说的是带口音的中文。
“老刀介绍来的。”苏砚递过那把钥匙。
安东尼奥·卡瓦略接过钥匙看了看，脸色微变，赶紧把众人让进屋：“快进来！关上门！”
诊所不大，一楼是诊室和药房，二楼是住家。卡瓦略把众人带到二楼客厅，拉上窗帘，这才松了口气。
“老刀是我妻子的哥哥。”他解释，“他上周就托人带信，说可能有朋友来。没想到……你们这么狼狈。”
他看了眼慧明和桂花婶的伤：“伤得这么重！得马上处理！”
不愧是医生，立刻拿出医疗器械，开始清创缝合。慧明肩膀上的伤口已经感染化脓，卡瓦略一边处理一边皱眉：“这伤拖太久了，再晚两天就得截肢。”
林默帮着打下手。小芸蜷在沙发角落，卡瓦略的妻子——个温婉的中国女人，拿来毯子和牛奶，轻声细语地哄她。
趁着治疗的空当，苏砚观察这个家。客厅布置得很雅致，中西合璧——中式屏风配葡式沙发，墙上挂着中国山水画和天主教圣像。书架上有很多医学书，还有几本数学专着。
“卡瓦略医生也懂数学？”苏砚问。
“年轻时学过一点。”卡瓦略缝好最后一针，擦了擦手，“我妻子是中国人，岳父是教书先生，我跟他学的。对了……”
他忽然想起什么，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个信封：“老刀信里说，如果有个叫苏砚的年轻人来，把这个交给他。”
苏砚接过信封。里面没有信纸，只有一张照片——又是父亲苏明哲！这次是和一个葡萄牙老头的合影，背景像是大学图书馆。照片背面写着一行葡文，苏砚看不懂。
卡瓦略看了一眼，翻译道：“‘致未来的数学家：真理在数中，自由在心中。若遇困境，可寻此人。’下面是签名：阿尔瓦罗·门德斯，里斯本大学数学系教授。”
“这个阿尔瓦罗教授……”苏砚问。
“是我以前的老师。”卡瓦略说，“三年前去世了。但他和你父亲是至交，1937年你父亲来澳门时，就住在我老师家。他们聊了三天三夜，关于密码学，关于……‘钥匙’。”
所有人都竖起耳朵。
“您知道‘钥匙’？”陈伯年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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