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管教育的，本该是剪枝的园丁，却成了帮着外人拉绳子的。学生问：“先生，这树长歪了。”他却说：“歪着好，歪着能接住更多洋人的阳光。”这阳光，怕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带着毒的，照得久了，叶子要黄，果子要烂。
更可悲的是些家长，把孩子送进学堂，指望学些安身立命的本事，却不知孩子天天在课堂上被教着“骂祖宗”“恨家乡”。等孩子学成了，回家对着爹娘喊“你们不懂平等”，对着乡亲说“你们太落后”，这学，还不如不上。
我夜里常做噩梦，梦见学宫里的匾额都换了洋文，孔庙里的牌位被扔在地上，一群年轻人举着外洋的旗子，喊着听不懂的口号。惊醒了一身汗，摸黑看看窗外，还好，月亮还是咱祖宗见过的那个月亮，只是被云遮了些。
云总会散的吧？我想。总会有些不怕死的，站出来，把那些牵着树的绳子剪断，把那些藏着毒虫的美玉砸了，把那些递骨头的赶出去。到那时，学宫里才能再闻见墨香，而不是铜臭味；年轻人才能学着怎么爱人，怎么爱家，怎么爱这片土地，而不是学着怎么互相仇恨。
腐草
秋深了，园子里的草开始腐。不是那种干脆的枯，是软趴趴地瘫在地上，渗着水，一股子说不清的腥气。有人说这是沃土，能养新苗，我却总疑心那底下藏着些虫豸，夜里便爬出来啃食根须。
近来总听人说“学宫纳洋资”的事。说有远渡重洋来的“善士”，捧着金元宝，要助咱“开民智”。那元宝闪着光，照得些读书人的眼都直了，忙不迭地接过来，连带着人家递来的“新经”也一并供奉起来。那“新经”上写的什么？无非是些“男非男，女非女”“家非家，国非国”的混话，偏有人捧着当宝贝，摇头晃脑地讲给年轻子弟听。
我想起南宋时候，元人兵临城下，总有些“识时务”的文官，说要“和为贵”，要“学夷之长”。他们接过元人的粮饷，替人家写劝降书，倒头来城破了，自家的功名富贵是保住了，满城的百姓却遭了殃。如今这些接洋资的学究，大约也抱着同样的心思：管他什么家国大义，先把口袋装满了再说。
有个教“新学”的先生，先前是讲《论语》的，说“君子喻于义”。自打得了洋人的银子，改口说“义是枷锁”，说“古人都是糊涂虫”。他课堂上挂着洋文招牌，说这是“与国际接轨”。学生问他：“先生，咱祖宗的学问就真的一文不值？”他便瞪起眼：“你们这些顽石，怎配谈‘进步’！”进步？我看是退步，退到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
衙门里的官也有意思。见了“国际项目”的帖子，比见了亲爹还热络。盖公章时手都不抖，说这是“开放姿态”。可真要问他这项目里藏着什么钩钩绊绊，他便拿“大局”来压人。什么是大局？是洋人满意了，他的乌纱帽稳了，就算大局？我倒想起崇祯年间的那些阉党，为了讨好魏忠贤，连边防的军饷都敢贪，最后金兵入关，他们跑得比谁都快。
年轻的学生最是可怜。本是些好苗子，根正苗红，偏被些歪理邪说迷了心窍。在街上见了老人不让座，说“这是压迫老年人”；在家里跟爹娘顶嘴，说“这是反抗父权”。问他们从哪儿学的这些，说是“课堂上教的”。课堂本该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如今倒成了培养忤逆子的作坊，这是谁的罪过？
前几日路过学宫，见墙上贴了张告示，说要开“性别论坛”，主讲的是个黄头发的“专家”。底下围了些学生，个个眼里放光，像见了救世主。我凑过去听那“专家”讲什么，无非是说咱这“男主外，女主内”是陋习，说“夫妻和睦”是假象。可他自己国家的报纸上，明明写着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孩子无家可归，他却半句不提。这就好比卖毒药的，只说药效神奇，绝口不提能毒死人。
有个老木匠告诉我，他打家具，从不用杂木做梁柱。“不是嫌它不好，”他说，“是水土不服。硬塞进去，用不了几年就烂，整个架子都得塌。”这道理，那些饱读诗书的先生们竟不懂。咱这土地上的事儿，得用咱自己的法子解决。洋人那套，看着光鲜，实则是些生搬硬套的玩意儿，硬安在咱身上，不是治病，是要命。
更可气的是些“文化人”，捧着洋人给的奖状，说这是“国际认可”。他们写文章骂祖宗，骂传统，骂得越狠，洋人的稿费给得越多。有个写剧本的，把岳飞写成“战争贩子”，把秦桧说成“和平使者”，竟得了个什么“国际大奖”。领奖台上他笑得多开心，却不知台下多少人在骂他祖宗十八代。
夜里睡不着，总想起小时候听的故事。说有户人家，养了只猫，看着挺乖，谁知是只狼变的。白天吃鱼吃肉，夜里就偷鸡，最后把整个村子的鸡都偷光了。那户人家还护着它，说“这猫多能干”，直到狼露出獠牙，咬断了他的喉咙，他才明白过来，可已经晚了。如今这些洋资洋经，不就是那只狼变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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