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六日，清晨五点。
连队还沉在最后一点夜色里，食堂的灯却早早亮了。今天要去县城考试的人挤在昏黄的灯光下，沉默地吞咽着比平时稠一些的玉米糊。没有交谈，只有碗筷碰撞声和压抑的咳嗽声。
肖向东喝下最后一口糊糊，把铝制饭盒塞进帆布书包。包里只有准考证、两支钢笔、半瓶蓝黑墨水，还有李卫国昨天塞给他的半块冰糖。他走到卡车旁时，李卫国和陈思北已经在了，三人互相点了点头，各自找了位置坐下。
发动机在严寒中吃力地轰鸣着。
就在车子要开动时，林美娟背着药箱从连部方向快步走来。她没看别人，径直走到肖向东坐的那侧车厢边，踮脚递上来一个蓝布小包。
“路上用。”她的声音被围巾裹得有些模糊。
肖向东接过，布包带着室外的寒气，但捏上去有硬挺的轮廓。他还没开口，她已经转身，踩着车后的铁梯上了车，在车厢尾部找了个角落坐下，把药箱抱在怀里，目光投向车外。
卡车终于摇摇晃晃地驶上冻土路。车厢里挤了二十多人，每个人都裹得严实，呵出的白气在昏暗的光线里交织成一片。林美娟作为本次医疗队随行人员，坐在最远处静静地看着卡车和她现在生活的地方渐行渐远，若有所思。其他人有人闭着眼念念有词，有人攥着皱巴巴的笔记，更多的人只是呆望着外面灰白色的荒原。
肖向东打开布包。一块洗得发硬的白手帕，一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还有一小包仁丹。钢笔笔帽在晨光里泛着冷冽的光泽。他拧开笔帽看了看，橡胶墨囊已经装好。他把钢笔插进棉袄内袋，将布包仔细收好。
车子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县城低矮的轮廓才从晨雾中浮现。考场设在县中学，几排平房教室，窗户上还留着夏天防蚊的纱窗破洞。八点半，考生们按准考证号走进各自的教室。
肖向东找到自己的位置，课桌坑洼不平。他拿出那支新钢笔，吸满墨水。当试卷发下来时，他做了个深呼吸——不是紧张，而是将一年多的准备凝聚到笔尖的仪式。
语文卷的政治论述题，他谨慎地使用着标准话语框架，却在逻辑衔接处埋下扎实的推论。古文阅读，他避开过度引申，紧扣字词本义。作文题是《谈实事求是》，他没写空话，用修拖拉机、改良农具的具体例子，谈如何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认识。
数学卷发下时，教室里响起一片压抑的吸气声。题目比预想的难。肖向东快速扫完全卷，心里有了底。这些题型的变体，他们在地窖里、在棚顶的黑暗中推演过不止一次。他先在草稿纸上画出关键的几何辅助线，代数的复杂运算被他拆解成几个清晰的步骤。最后一题是函数与不等式的综合，他在最后一步用了一个简洁的放缩技巧——这是后世常见的思路，但在1977年的考场上，应该能成为亮点。
物理和化学是他的强项。那些在维修农机时反复验证过的力学原理，在配置农药肥料时思考过的化学反应，此刻都化作精准的表述和计算。有一道关于发电机原理的题，他不仅答出基本结构，还简析了负载变化时电压的波动趋势——这是超越课本的工程视角。
每考完一科，他都不与人交谈，只静静走到操场角落，活动一下冻僵的手指，嚼一颗仁丹。林美娟始终没出现在考场附近，她应该在县卫生院办事。但每次中场休息，肖向东摸到口袋里那个蓝布包，心里会莫名安定。
最后一场考完，走出教室时已是下午四点。冬日的太阳早没了温度，寒风立刻穿透棉袄。肖向东随着人流走向卡车停靠点，脚步有些发飘——不是虚弱，而是高度专注后突然松弛的失重感。
李卫国和陈思北已经在车旁等着，三人目光相遇，都从对方眼中看到相似的疲惫，以及一丝如释重负的微光。没有问考得怎样，只是互相点了点头。
车厢里比来时更拥挤，气氛也更复杂。有人兴奋地争论着答案，有人红着眼圈沉默，更多的人瘫在角落里，满脸写着耗尽全力的空白。肖向东挤到靠前的位置坐下，把脸埋进衣领。
卡车启动不久，极度的疲惫便如潮水般淹没了他。意识在颠簸中逐渐模糊，最后沉入无梦的昏睡。
不知过了多久，他在一阵尖锐的寒冷中半醒过来。车厢缝隙灌进来的风像冰锥刺在脖颈处，他无意识地缩紧肩膀，往角落里蜷了蜷。就在他即将再次被倦意拖走时，肩头忽然一沉。
一片带着体温的暖意覆盖上来，挡住了那道最刺骨的寒风。
肖向东艰难地睁开眼。
首先看到的是搭在自己肩上的蓝色棉袄袖管，洗得发白，袖口有些毛边。他迟钝地转过头，看见林美娟坐在斜前方，背对着他，身上只穿着毛衣和棉背心，外面罩着那件半旧的白大褂。她双手抱在胸前，侧头望着车窗外深沉的夜色，仿佛披衣服这个动作与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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