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围坐在电脑前，肖向东开始讲述这次美国之行的见闻。他讲斯坦福的工业园区，讲风险投资如何支持初创公司，讲软件如何成为新的价值核心，讲“工程师文化”和“车库创业”的故事。
讲到深夜，实验室的灯一直亮着。
“所以你的意思是，”陆文渊总结道，“我们不能总跟在后面模仿，要找到自己的创新路径？”
“对。”肖向东翻开《The Third Wave》，“托夫勒在这本书里说，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现在进入信息革命。在革命转折点上，后来者有机会超越，因为包袱轻，船小好调头。”
“但我们的体制……”
“体制可以改。”肖向东说得很坚定，“这次考察让我明白一件事：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是生死存亡。如果我们不主动拥抱信息革命，十年后、二十年后，差距会大到无法追赶。”
他打开笔记本，上面是回国飞机上写的思考：
“三条可能的追赶路径：
第一，软件先行。硬件追赶需要巨额投资和时间，但软件开发可以轻装上阵，特别是中文信息处理领域我们有天然优势。
第二，应用创新。中国市场特殊，有特殊需求，比如汉字处理、财务管理软件、行业应用系统。
第三，机制突破。试点‘硅谷模式’——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知识产权激励。”
杨志远看完，沉默了很久：“向东，这些话你敢在中心说吗？”
“敢。”肖向东说，“但要有策略。直接说‘全盘学习西方’肯定不行，要说‘借鉴国际经验，探索中国特色’。”
“那这台电脑怎么办？”陆文渊问，“放这里太危险了。”
“两个用途。”肖向东已经有了计划，“第一，作为研究工具。我们要用它分析国外软件架构，研究编程技术，甚至尝试开发一些中文软件原型。第二，作为‘教学道具’。让更多学生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个人计算机，激发他们的兴趣。”
“但郑卫国那边……”
“所以需要隐蔽。”肖向东说，“这台电脑不能公开出现。实验室现在名义上是出版社的临时库房，我们用这个做掩护。进出要小心，所有活动在晚上进行。”
三人约定，每周三、周六晚上，在这里进行“计算机研究小组”活动。肖向东负责讲解硅谷见闻和创新理论，陆文渊负责研究硬件架构，杨志远负责软件分析。
深夜，肖向东一个人留在实验室。他打开电脑，运行BASIC，开始写一个简单的程序——汉字显示演示。虽然机器没有汉卡，但他可以用图形模式，一个点一个点地“画”出汉字。
凌晨三点，屏幕上出现了四个歪歪扭扭但清晰可辨的汉字：“改革开放”。
他看着这四个字，突然想起1976年北大荒的地窖，用炭条在地上写公式；想起1978年清华近春园，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系统图；想起1984年在上海，用钢笔填写股票认购单。
工具在变，方式在变，但内核没变——都是想把一个更好的未来，一点点构建出来。
关掉电脑，肖向东从木箱底部取出一个小布袋。里面是十几片各种型号的集成电路——这些都是他在硅谷的电子垃圾回收站里捡的。英特尔8088、Zilog Z80、摩托罗拉……虽然有些已经淘汰，但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宝贵的样品。
他小心地收好这些芯片。明天，要带给陈思北。伺服系统的攻关，可能需要这些参考。
离开实验室时，天快亮了。肖向东抱着那四本书，走在清华园寂静的小路上。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做的这些事，和当年在北大荒地窖里偷渡书籍，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封锁中打开缝隙，在闭塞中引入活水，在黑暗中点亮微光。
只是这一次，缝隙更大，活水更多，微光更亮。
但风险也更大。
他知道，郑卫国不会善罢甘休。海关那一关过了，不代表后面就安全了。那台电脑，那些书，那些芯片，都是“证据”，证明他“崇洋媚外”“私自接触”“违规携带”。
但他不后悔。
因为有些东西，比安全更重要。
比如一个国家的未来。
比如一代人的责任。
回到筒子楼，肖向东把四本书藏在床板下的暗格里。然后，他铺开稿纸，开始正式撰写那份注定会引起争议的考察报告。
这一次，他不再犹豫，不再妥协，要把看到的真相、想到的未来，全部写进去。
窗外的天色渐渐亮起。
新的一天开始了。
而新的战斗，也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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