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转过身，目光灼灼：“既然要求‘重新审核备案’，那就好好准备‘备案材料’。把论坛两年来的所有成果——不是那些尖锐的文章，而是扎实的研究、有价值的数据、建设性的建议——整理成册，主动递上去。不是申辩，是汇报；不是对抗，是沟通。”
肖向东眼睛亮了。
“还有，”周教授坐回椅子上，声音更低了，“既然有人从外面施压，你们也可以找外面的支持者。论坛请过那么多专家学者，他们中总有人认可你们的工作。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方式，让他们的声音也能被听到。”
“我懂了。”肖向东站起身，深深鞠了一躬，“谢谢老师。”
“去吧。”周教授摆摆手，“记住，雪压青松，青松挺直。但松树能挺住，不只是因为它硬，还因为它懂得在雪积得太厚时，轻轻抖一抖。”
五、备案材料与意外访客
接下来的两周，论坛办公室虽然没有公开活动，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忙碌。
按照周教授的建议，肖向东组织核心成员开始整理“备案材料”。不是简单的活动记录，而是一套系统的成果汇编：
第一卷：《中国改革与青年发展论坛活动纪要（1986-1988）》，详细记录每次活动的时间、主题、主讲人、核心观点，附参会人员名单。
第二卷：《论坛主要议题研究综述》，将两年讨论过的十二个核心议题——价格改革、国企改制、技术引进、农村发展、对外开放等——逐一梳理，每个议题都整理出问题背景、各方观点、国际经验、政策建议。
第三卷：《青年学者改革研究成果选编》，收录了论坛成员在正式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二十余篇论文，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工程学多个领域，每篇都有期刊名称、发表日期、摘要。
第四卷：《社会反响与专家评价》，收集了媒体对论坛活动的报道（都是正面的）、受邀专家的反馈意见、合作单位的感谢信。
肖向东特别嘱咐：“所有材料，只陈述事实，不渲染观点；只汇报成果，不争论对错；只展现建设性，不体现批判性。”
方文敏负责主编，她把自己那篇引发争议的文章，从单篇批判改成了系列研究的一部分，题目变成了《价格改革中的社会承受力：基于五城市工人家庭的调查数据分析》，去掉了所有情绪化表述，只保留数据和模型。
“这样行吗？”她问肖向东。
“行。”肖向东翻看着改后的文稿，“问题还在，但表达方式变了。有时候，同样的内容，换个包装，就能通过不同的审查。”
与此同时，肖向东开始联系那些曾参与论坛的专家学者。
他第一个找的是社科院的王研究员——就是上次讲“商品经济与公有制关系”的那位。电话接通后，王研究员一听是肖向东，沉默了几秒。
“小肖啊，论坛的事我听说了。”
“王老师，我们正在整理这两年论坛的成果，想请您……”
“成果我看到了。”王研究员打断他，“你们做得很好，讨论的都是真问题。但是……”他顿了顿，“最近风向有些变化，有些话，现在不太方便说。”
“我明白。”肖向东说，“不需要您公开说什么，只需要……如果有一天，有人问起您对论坛的看法，您能如实说——这是一群认真思考国家未来的年轻人，他们的讨论是建设性的。”
电话那头又是沉默，然后传来一声叹息：“小肖，你知道我最欣赏你们什么吗？不是你们的观点多正确，而是你们愿意面对问题。改革走到深水区，最怕的就是不敢碰真问题。放心吧，该说话的时候，我会说话。”
其他几位专家的反应大同小异——都表示支持，都承诺在适当的时候发声，但也都暗示，现在需要“谨慎”。
就在备案材料即将完成时，一个意外访客来到了肖向东的办公室。
是孙晓芸。
这位新华社记者，当年北大荒的“耳目”，如今已是国内知名的政经记者。她没预约，直接推门进来，手里拿着采访本，风尘仆仆。
“向东，长话短说。”孙晓芸坐下，开门见山，“论坛的事，我听说了。体改委赵副主任那边，我托人打听了。”
肖向东给她倒了杯水：“怎么说？”
“材料确实是郑卫国递的，但不止他一个人。”孙晓芸压低声音，“赵副主任最近在组织写一篇大文章，主题是‘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里面要批评几种‘错误倾向’。论坛被当作‘学术讨论泛政治化’的例子写进去了。”
“文章要发表？”
“已经在《求是》杂志排期了，下个月。”孙晓芸看着肖向东，“一旦发表，论坛就不是暂停的问题了，可能会被定性。到时候，所有参与过的人，都会受影响。”
肖向东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窗外的雪已经停了，但天空依然阴沉。
“晓芸，你能帮我个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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