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sir的指腹划过日记里“王副局长”的名字，虎口的老茧蹭过纸页洇开的墨渍——那是张建国当年握笔疾书时，钢笔漏墨留下的痕迹，和阿坤掌心钢笔笔帽里积的墨垢，颜色、浓稠度分毫不差。朝阳把两人的影子拓在天后庙的青石板上，叠成一道斜长的剪影，像极了老照片里张建国与林幽勾肩搭背的模样，只是此刻的影子少了当年的少年意气，多了沉如礁石的凝重。“这日记不能直接交上去。”李sir突然合上书，蓝封皮的脊线被他捏得发皱，纸页间夹着的半片紫荆花瓣簌簌滑落，“王庆霖在警队盘根二十年，西九龙到元朗的辖区，半数警长是他提拔的，连内务部的核查组都有他的人。贸然上报，我们没等他倒台，先会被按上‘伪造证据、诬告上司’的罪名，连保释的机会都没有。”他的目光扫过远处早班巴士——车身上王庆霖的公益广告笑得温和，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弯成月牙，和记忆里下令围剿金三角的阴鸷判若两人。
阿坤攥着双笔的手紧了紧，双笔交叠的纯银笔杆沁出凉意，顺着掌心纹路爬向心口，像父亲当年在雨夜里按住他肩膀的力道——沉而稳，刚好压下他翻涌的情绪。他摸出贴身藏着的两枚警徽，叠在一起的金属片硌着胸口，钝痛里裹着熟悉的温度，是父亲警服上的阳光味。“日记第三十七页，”阿坤的指尖划过日记的折痕——这页纸边缘磨得起毛，显然被父亲反复翻看，“说王庆霖办公室的红木书柜后有个私人保险柜，里面藏着交易合同和瑞士银行流水，每笔赃款的去向都标得清清楚楚。”他顿了顿，指尖停在最后一页的简易地图上，线条歪歪扭扭，是父亲在颠簸的吉普车上用钢笔尖刻的，“保险柜密码是我的生日，。旁边写着‘真相和阿坤，都是我要守的东西’——这行字的墨色比别的深，是他后来补写的，大概预感到自己要出事。”
“上车，这里不能久留。”李sir拉开车门，引擎刚发动，阿明的电话就像炸雷般响起，听筒里的电流声混着键盘高频敲击的“咔嗒”声，还有他急促的喘息：“坤哥！李sir！王庆霖的秘书用私人账户订了两张澳洲机票，下午三点CX101航班！还有，他办公室监控从凌晨四点零三分开始被屏蔽，技术队老陈说，是用最高权限删的后台记录，我反追踪三次才咬住点尾巴——删记录的IP和王庆霖家里的WiFi绑定！”阿坤掀开车窗，警队大楼十五层的窗帘依旧紧闭，像一只闭眼的猛兽。他突然想起林幽在天后庙的话：“王庆霖最会用‘光明’当盾牌，他的黑账都藏在最显眼的地方。”风卷着紫荆花香扑进来，阿坤猛地攥紧钢笔，笔杆内侧的“忠”字硌得掌心发疼。
丰田车停在警队对面的巷口，墙根的紫荆花瓣沾着露水，落在引擎盖上洇出淡粉的印子。阿坤把父亲的日记塞进座位下的暗格——这是李sir当年藏备用枪的地方，铺着厚绒布，翻找时不会发出声响。他将林幽还的钢笔别在领口，笔帽的佛头木雕贴着皮肤，温热的触感让他想起五岁那年：父亲粗粝的掌心覆着他的小手，在田字格里写下“忠”字，笔尖力道大得透纸背，“做警察先做人，这字要刻在心里，不是纸上。”“我去拿证据，你在车里接应。”阿坤扯了扯身上的实习生制服，胸口的临时工作证是阿明P的，照片上的笑容青涩得像刚出警校，“就说我是行政组的，来送文件归档。”李sir突然抓住他的手腕，指腹按在他虎口的老茧上——那是握笔、练枪磨的，和张建国当年的位置、形状一模一样。“带这个。”他递来枚指甲盖大的录音笔，金属壳还带着体温，“王庆霖精于心理战，撞见了别硬拼，先套话留证据。记住，他左手的翡翠戒指是毒王送的，戒面里有微型摄像头，那是他的命根子，也是他收集把柄的工具。”阿坤点头，将录音笔塞进钢笔暗格——林幽教的手法，笔杆逆时针拧三圈，两厘米深的暗格刚好容下它。“这两支笔，”林幽的话突然在耳边响，“一支守正义，一支藏生机。”
警队大楼的旋转门刚转开，中央空调的冷风就裹着现磨咖啡的香气扑来，驱散了晨雾的湿冷。阿坤低着头往电梯走，眼角余光瞥见前台女警对着电脑笑——屏幕上《香港警讯》正在播王庆霖的专访，他西装熨帖得没有一丝褶皱，连袖口的珍珠母贝纽扣都泛着柔光，手里举着“年度模范警察”的奖牌，“为市民守平安，是我的天职”。电梯门合上的瞬间，镜面映出阿坤的脸，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眼神和父亲遗像里的一模一样，是淬过钢的坚定。他摸了摸领口的钢笔，金属凉意顺着指尖爬上来，清晰地想起父亲当年穿警服进电梯的背影：肩线挺直，警徽在胸前亮得耀眼，仿佛扛着整个铜锣湾的灯火。电梯数字跳到十五，“叮”的一声轻响，阿坤屏住呼吸，像当年父亲潜伏毒窝时那样，放轻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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