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五日，新加坡亚历山大医院建筑工地。
午后毒辣的日头毫无遮挡地倾泻在裸露的土地和未完工的水泥框架上，空气被晒得扭曲。数百名华工，大多来自广东和福建，像蚂蚁般在工地上移动，搬运砖石，搅拌水泥。汗水浸透他们补丁摞补丁的短褂，在后背洇出深色的盐渍。工钱被层层克扣，到手的只够勉强糊口，饭食是发馊的米饭和几乎不见油星的菜叶，晚上则挤在工棚里蚊虫肆虐的统铺上。
一个年轻工人，名叫阿旺，来自潮州，才十八岁，连续高烧作业了几天，终于眼前一黑，软软地倒在了一堆散热的石灰旁。
“扑街仔！装死啊？起来干活！”英籍工头安德森，一个红脸膛的胖子，挥舞着藤条走过来，皮鞋尖踢了踢阿旺的肋骨。见没反应，他啐了一口，抡起藤条就抽在阿旺背上，粗布衣服裂开一道口子，露出底下红肿的皮肤。
“别打了！他病了！是真晕了！”旁边一个老工人扔下扁担，扑过来想护住阿旺。
“滚开！黄皮猪，这里我说了算！”安德森的藤条转而抽向老工人。这一下，像是点燃了炸药桶的引信。
“打人啦！白皮鬼又打人啦！”
“跟他们拼了！”
积压的怒火瞬间冲垮了忍耐的堤坝。不知是谁先扔出了一块碎石，紧接着，铁锹、棍棒、砖块雨点般朝着安德森和闻声赶来的几个印度籍监工飞去。怒吼声、叫骂声、哀嚎声混作一团。安德森抱头鼠窜，额角被石头砸中流血。更多的印度警察吹着警哨冲进工地，警棍挥舞。
冲突迅速升级。有人点燃了工棚的草席，黑烟升起。混乱中，一块尖利的石块呼啸着击中一名年轻印度警察的太阳穴，他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了下去，鲜血汩汩流出，再也没能起来。枪声响起，是警察在朝天空开枪示警，但恐慌和愤怒让工人们更加疯狂。等到大批增援的军警赶到，强行驱散人群，现场已是一片狼藉：一名警察死亡，数名工头和警察受伤，十几名浑身是伤的华工被粗绳捆着，押上了囚车。
亚历山大医院工地被铁丝网封锁，宣布为“暴乱区域”，宵禁开始。武装军警巡逻的皮靴声，踏在新加坡华人聚居区潮湿闷热的夜晚街道上，格外刺耳。
消息封锁不住，像带着油的火星，在华人底层社会蔓延开来。愤怒、恐惧、同病相怜的情绪在巴刹（市场）、在茶馆、在拥挤的“屋”里发酵。
“南洋解放阵线”的秘密指挥部，隐藏在新加坡河畔一片杂乱店铺的后屋，代号“海鹰”的负责人陈平，接到了工运小组的详细报告。油灯下，他的脸半明半暗。
“是自发的怒火，但我们的人，比如那个老林，在里面起了关键作用，把对工头的愤怒，引向了整个殖民体系的不公。”工运负责人低声道，语气里带着一丝完成任务的兴奋，也有一丝对被捕同志的担忧，“被捕的人里有我们两个骨干，不过他们身份隐蔽，联络线是单线，应该不会暴露。现在工地上人心浮动，其他工地、码头、橡胶园的华工都在私下议论，很多人又怕又恨。”
陈平的手指轻轻敲打着粗糙的木桌，目光锐利如鹰。“自发的才好，这才是真正的地火。英国人越镇压，这火烧得越旺。但这把火现在还不够大，烧的范围还不够广。”他站起身，走到墙边一幅手绘的南洋地图前，“我们要做的，是给它扇风，给它添柴，让它从亚历山大医院烧出去，从单纯的劳资冲突，烧成对整个殖民统治不公的抗议，烧成种族压迫的控诉！”
他迅速下达指令：“联络我们掌握的《星火》、《民声》那几家小报，明天，最迟后天，头版头条，给我详细写！写华工怎么像猪狗一样干活，写英国工头怎么随意打骂克扣，写那个晕倒的孩子，写他们怎么开枪抓人！标题要醒目——‘华工血泪洒亚历山大，殖民者枪口对准无辜人’！同时，发动我们能影响的华人公会、同乡会、夜校，组织声援，要求放人，要求调查，要求改善待遇。记住，第一步，要站在‘公道’、‘同情同胞’的道德高地上。”
“要不要组织人上街？”
“要，但要有步骤。”陈平转过身，眼神冷静得可怕，“先让那些有身份的人出面——学生、教师、小商人、有点名望的侨领，搞和平请愿，递交请愿书。英国人傲慢，大概率不会理睬，甚至可能粗暴对待。那样最好，他们的傲慢和愚蠢，就是我们最好的盟友。等他们自己把更多中间派推到我们这边来。现在还不是我们赤膊上阵、武装对抗的时候，那是最后的底牌。”
三月十八日，新加坡殖民政府大楼前。
几百人的队伍举着纸板糊的标语，墨迹在闷热的空气中似乎都要晕开。“释放无辜工友！”“严惩凶手工头！”“反对苛待华工！”“华人也是人！”口号声不算特别整齐，但带着压抑的悲愤。队伍里有穿着学生装的青年，有长衫打扮的教员，有神色焦虑的小店主。几位被推举出来的、在华人社群中素有名望的老先生，手持着措辞谨慎但态度明确的请愿书，试图求见总督金文泰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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