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的一声巨响，锤子弹了回来，震得她虎口发麻。她再看那铁块，只留下一个浅浅的印子。
“你太急了，”隆奶奶说，“打铁不是使蛮力。你看准了，稳住了，锤子落下去要干脆，但不能用死劲。铁是活的，你要顺着它的性子来。”
隆复生深吸一口气，重新举起锤子。这一次她放慢了速度，不再想着一下子把它砸扁，而是尝试着去感受铁块在锤击下的变化。一下，又一下，慢慢地，那铁块开始变扁了，边缘向外延展，像一个被压扁的面团。
“对了，”隆奶奶说，“就是这个感觉。”
隆复生打了整整一个上午。她的手磨出了水泡，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肩膀像是被人打了一顿。但当她看着那块原本什么都不是的废铁，在自己的锤击下变成一块平整的铁板时，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异的满足感——那不是完成一个PPT、搞定一个客户之后那种被认可的满足，而是一种更本质的、更原始的满足，是创造的满足，是把一个东西从无到有做出来的满足。
“奶奶，”她擦了一把汗，“我明天还能来吗？”
隆奶奶笑了：“这铺子以后就是你的了。”
从那天起，隆复生每天早上爬完山，就来铁匠铺打铁。起初只是打一些简单的形状：铁板、铁条、铁环。后来慢慢开始打有形状的东西：一把小刀、一个挂钩、一个门环。
每一次失败，她都把铁块重新扔进炉子里，烧红了重打。第一把小刀打了七遍才成型，刀刃歪歪扭扭的，但她看着它，觉得比任何一件获奖的设计作品都珍贵。
隆奶奶偶尔会来铺子里坐坐，不说话，就那么安静地看着她打铁。有时候镇上的人路过，会好奇地探头进来看看，然后说一句：“哟，隆家丫头在打铁呢？”语气里有惊讶，也有一种朴素的赞许。
但隆复生的心里并不是没有挣扎的。
有天晚上，她躺在床上刷手机，看到前同事的朋友圈——那个人升了总监，配图是一张在五星级酒店开会的照片，西装革履，意气风发。隆复生把手机扣在胸口，盯着天花板，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她在做什么？她在老家打铁。一个二十四岁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在老家的铁匠铺里打铁。这说出去谁信？她爸妈要是知道了，不得气死？
她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起来，走到院子里。月亮很好，照得桂花树像镀了一层银。她站在树下，忽然听到隔壁院子里传来一阵细微的声响。她凑近墙根听了听，是琴声，二胡的声音，拉得断断续续的，像是一个人在练习一首很难的曲子。
第二天，她问了奶奶，才知道隔壁住着一个叫沈雁秋的老人，六十多岁，是个退休的音乐教授，一个人住在镇上，每天拉二胡，偶尔教几个镇上的孩子学琴。
“沈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隆奶奶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后来因为一些事离开了北京，辗转了很多地方，最后来到咱们镇上，一住就是二十年。他教过的学生，有的考上了音乐学院，有的成了专业的演奏家，但他从来不提这些事，也不跟外面的人联系，就那么安安静静地住着。”
隆复生忽然对这个老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一个从最高音乐学府出来的教授，为什么要一个人隐居在这个小镇上？他经历了什么？他是怎么做到在这种寂寥中安之若素的？
四 琴心剑胆
隆复生第一次主动去敲沈雁秋的门，是在一个下雨的下午。
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青石板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沈雁秋的门是虚掩着的，她推门进去，看到的是一个不大的院子，种着几丛竹子，雨滴顺着竹叶滑落，在地上汇成小小的水洼。堂屋里传来二胡的声音，是一首她从没听过的曲子，调子很慢，很静，像一个人在黄昏时分自言自语。
隆复生站在堂屋门口，没有出声，等那首曲子拉完了才轻轻敲了敲门框。沈雁秋抬起头，露出一张清瘦的脸，眼睛不大，但很亮，像两盏被岁月擦拭过的灯。
“你是隔壁隆家的丫头？”沈雁秋放下二胡，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沈老师好，”隆复生有些拘谨，“我……我听到您拉琴，很好听，就过来看看。”
沈雁秋看了她一眼，嘴角微微上扬，那种笑不是客气，而是真的觉得有点意思。“进来坐吧。茶在桌上，自己倒。”
隆复生走进去，坐在一把旧藤椅上。堂屋里的陈设很简单，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塞满了乐谱和书籍。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四个字：“大器晚成”。
隆复生盯着那幅字看了很久。
“喜欢这幅字？”沈雁秋问。
“不是喜欢，”隆复生老实地说，“是不太理解。我们那个世界里，大家都在说‘出名要趁早’，三十岁之前不成功就没机会了。‘大器晚成’这种说法，好像已经过时了。”
沈雁秋端起茶杯，慢悠悠地喝了一口，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问：“你最近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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