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早上，曲筱绡到公司的时候，发现大堂里多了一排保安。
不是平时那几个看门的老大爷，是正规的安保公司派来的人，穿黑色制服，别着对讲机，站姿笔直。前台小姑娘的脸色比平时白了几分，看到曲筱绡进来，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整栋楼的气氛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云层压得很低，空气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电梯门打开，里面站着几个她不认识的西装男，手里拿着文件夹，胸口别着访客证。曲筱绡余光扫了一眼，是一家知名律所的律师，专门做破产重组的。曲父请了破产重组的律师来公司，不是谈业务，是谈后事。
她走出电梯，走廊里有三三两两的人在低声说话，看到她过来，声音立刻小了下去。那些人看她的眼神变了——不是以前那种“老板女儿”的客气，也不是曲连杰倒台那段时间的“可能接班”的试探，而是“这家公司可能要完了，你怎么办”的那种观望。
她在工位坐下，打开电脑。邮箱里有几十封未读邮件，大部分是供应商的催款函和客户的询问邮件。有一封是周总监发来的，问GI项目会不会受影响。她深吸一口气，先回了周总监的邮件——“GI项目一切正常，不会受公司其他业务影响。我会全程跟进，确保按时交付。”打完这几个字她犹豫了一下，在“曲筱绡”下面加了一行：“如有任何问题，您可以直接联系我，二十四小时响应。”
发完这封，她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二十四小时响应，她能做到。但公司能不能撑到GI项目结束，她不知道。
十点，曲父的秘书打来电话：“曲小姐，曲总请您来一趟三十二楼。”
去三十二楼的电梯里只有她一个人。楼层数字一格一格跳动，沉默得像心跳。她走出电梯，走廊尽头的门开着。曲父的办公室她来过无数次，但这一次走进去的感觉不一样。不是“爸爸的办公室”，是一个即将沉没的船的船长室。
曲父坐在办公桌后面。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跟平时没什么不同。但曲筱绡注意到他面前没有文件、没有眼镜、没有茶。桌上只有一部手机，屏幕朝下扣着。
“坐。”
曲筱绡在他对面坐下。
“公司的情况，你应该也看到了。”曲父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那个动作曲筱绡见过无数次，但这一次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银行要求下个月中旬之前归还五千万，否则就要启动资产保全。供应商也在催款，客户在观望。如果这个月内没有新的资金进来，公司可能撑不过年底。”
曲筱绡没有说话。这些话她在安迪办公室已经听过一遍了。但从曲父嘴里说出来，分量不一样。
“爸，您需要我做什么？”
曲父看着她，嘴唇动了几下，像是在犹豫。
“你手里那份证据，能不能给我？”
曲筱绡的心跳了一下。原来如此。他叫她来，不是为了交代后事，是为了那份证据。
“你要证据做什么？”
“给你哥擦屁股。”曲父的声音低了下去，“银行在查，如果查到曲连杰头上，他就完了。我想在他完蛋之前，把公司的资产转移一部分出来，给他留条后路。”
曲筱绡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转移资产。他要把公司最后的一点东西，转移到曲连杰名下，留给他唯一的儿子。而他面前坐着的女儿，是他用来办这件事的工具。
“爸，您让我把证据给您，然后您用它来帮曲连杰转移资产。”
“他是你哥。”
“他是我哥，可他也是把公司掏空的人。”曲筱绡的语气控制得很平，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您要卖总部大楼、要转移资产、要给他留后路。那我呢？我妈呢？这家公司是我妈跟您一起打下来的，现在您要把最后的东西都给他？”
曲父沉默了。
办公室里安静得能听到中央空调的嗡嗡声。曲筱绡看着父亲的脸，那张脸上没有愤怒、没有愧疚，只有一种她已经见过无数次的表情——疲惫。那种被儿子拖垮的、不得不低头的、已经没有力气再争辩的疲惫。
“筱绡，我欠他的。”曲父终于说，“我当年跟他妈离婚，净身出户，没管过他。后来有了你和你妈，我更没管过他。他现在变成这样，是我的错。”
曲筱绡看着他。这个逻辑她听过无数次，从那些被儿子拖垮的父母嘴里——“是我没管好他”“是我欠他的”“我得还”。但她今天不想听了。
“爸，您不欠他的。您欠的是我妈，是我。”她站起来，“证据我不会给您。不是为了害曲连杰，是为了不让您用最后这点东西，去填一个填不满的坑。”
她转身要走。
“筱绡。”曲父的声音沙哑。
她回头。
“你妈她……过得好吗？”
曲筱绡看着他，看着这个她已经不太认识的男人。他会卖惨、会愧疚、会说自己欠了谁，但他不会问“你过得好吗”。他只问母亲。因为他知道，问女儿“过得好吗”，答案可能是“不好”，而他不想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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