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埠贵住在四合院前院靠大门的那两间屋里，是整个院里离街最近的一家。这位置有好处——进出方便，谁家来了客人、谁家搬了东西，他都能第一个看见。阎埠贵觉得这是福地，因为他这辈子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盯着别人家的动静。
何大清跑了的消息传开那天，阎埠贵正蹲在自家门口修板凳。他耳朵尖，贾张氏在院里那一嗓子“何大清跟白寡妇跑了”，他一个字没落全听进去了。
当时他手里的锤子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敲，脸上没什么表情。
阎埠贵和何大清没什么交情。一个院里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何大清是厨子，阎埠贵是小学老师，两个人不是一个路数的。厨子讲究手艺、讲究人情世故，老师讲究算计、讲究精打细算——阎埠贵尤其精于此道。
他放下锤子，站起来拍了拍裤腿上的木屑。脑子里已经开始转了。
何大清跑了，何家就剩两个孩子。大的十六，小的才几岁。按说这家是散了。但阎埠贵想的不是何家散不散——他想的是，何大清走之前，家里总该有点底子吧？一个掌勺二十年的厨子，就算平时再能花，也不可能一分钱不剩。
那些东西，现在在哪儿？
这个问题在阎埠贵心里盘了整整两天。
他观察过何雨柱这几天的动静。第一天，那小子在屋里窝了一整天没出门，据说喝醉了。第二天开始出门上工，早出早归，不像以前那样咋咋呼呼的。第三天，聋老太太上门去了，过了一会儿又出来了，脸色不太好看。第四天，易中海也去了，出来的时候脸上挂的笑比哭还难看。
阎埠贵把这些都看在眼里，心里越发笃定——何家那小子不简单。
但他和刘海中的思路不一样。刘海中想的是怎么拿姿态、攒人心、当大爷。阎埠贵觉得那都是虚的。一大爷怎么了？能多吃一碗饭？能多领一份票？不能。管事大爷就是个名头，除了操心费神得罪人，一点实惠都没有。
阎埠贵要的是实打实的东西。
比如，何家剩下的那些家底。
这天傍晚，阎埠贵放了学回来，把自行车停好，书包往屋里一挂，就跟他媳妇阎婶说：“晚上我去何家坐坐。”
阎婶正在摘菜，抬头看了他一眼：“去何家干嘛？”
“看看。”阎埠贵端起茶缸子喝了一口，砸了咂嘴，“何大清走了，院里谁都不去，我去一趟，显得咱们关心孩子。”
阎婶太了解自己男人了。他说“关心”，那一定不是关心。但她没多问，只是说：“别空手去。”
“知道。”阎埠贵在屋里转了一圈，从柜子里翻出半包红枣——那是上个月学生家长送的，一直没舍得吃。他掂了掂分量，又倒回去几颗，把剩下的包好。
“就拿这个？”阎婶看了一眼。
“够了。”阎埠贵把纸包揣进兜里，“又不是送礼，意思到了就行。”
天黑下来之后，院里各家都掌了灯。阎埠贵踩着青砖地往中院走，路过水龙头的时候看见许大茂他爹在洗脚，两人互相点了个头。走到何家门口，他站住了。
何家的窗户纸透着黄黄的灯光，里头安安静静的，没有哭声，也没有说话声。
阎埠贵抬手敲了门。
“谁？”里头传来何雨柱的声音，稳当得很，不像十六岁孩子该有的声气。
“柱子，是我，三大爷。”阎埠贵把声音放得和气，“开开门。”
门开了。何雨柱站在门口，个子已经比他高了半头。少年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子卷到胳膊肘，露着两条结实的小臂。他身后，何雨水正趴在桌上写作业，铅笔头短得都快捏不住了。
“三大爷，有事？”何雨柱问。
阎埠贵不等招呼，已经侧着身子进了门。他把那包红枣掏出来搁在桌上，笑眯眯地说：“雨水写作业呢？来，三大爷给你带了几颗枣，补补脑子。”
何雨水抬头看了看阎埠贵，又看了看何雨柱。何雨柱微微点头，何雨水才小声说了句“谢谢三大爷”，然后又低头写作业去了。
阎埠贵把这一家看了个清清楚楚。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灯芯剪得短，火苗不大，照得屋子昏昏暗暗的。灶台擦得干净，锅碗瓢盆码得整齐，但看得出来，没几样像样的东西了。墙上原本挂咸肉的地方，现在空空的，只剩几个钉子眼。
“柱子，坐，坐。”阎埠贵自己先拉了条板凳坐下，然后指了指对面，“三大爷今晚没事，过来跟你说几句话。”
何雨柱在他对面坐下了。两个人在煤油灯下面对面，一个满脸堆笑，一个平静如水。
“柱子啊，”阎埠贵开了口，语气像是在课堂上跟学生讲道理，“你爹的事，院里人都知道了。说实话，三大爷心里头也不好受。咱们一个院住着，你爹虽然不是那种跟谁都能热络的人，但好歹也是街坊邻居。他这一走，你和雨水就难了。”
何雨柱没接话，只是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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