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是何雨柱？”
那个公安蹲下来的时候，何雨柱看清了他鼻梁上那道疤。不算深，但位置显眼，从鼻梁中段斜着划向左眼角，像是被什么尖锐东西刮过。他的眼睛不大，瞳仁很黑，看人的时候不闪不避，带着一种常年跟人打交道磨出来的沉静。
“是。”何雨柱站起来。何雨水也跟着站起来，小手攥着哥哥的衣角。
“我叫赵刚，保定市公安局城隍庙街派出所的。”他自我介绍了一句，没有伸手，只是把蹲姿换了个角度，好让自己同时能看到兄妹俩和周副主任，“街道办打电话说有个案子，涉及遗弃未成年子女。你多大了？”
“十六。”
赵刚的目光移向何雨水。何雨水往哥哥身边缩了缩，声音小小的：“九岁。”
“在四九的时候住哪儿？”
“南锣鼓巷的四合院。”何雨柱答得不疾不徐，“我爹叫何大清，一个多月前跟一个女人跑到保定来了。家里就剩我和妹妹，没有其他亲戚。”
赵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牛皮封笔记本，封皮磨得发亮，边角都起了毛。他没有急着记，而是把本子搁在膝盖上，继续问：“那个女人叫什么？”
“白寡妇。”何雨柱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里没有任何情绪起伏，像在念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名字，“我打听到她住在城隍庙街后面那条巷子里。双井巷，二十六号。”
赵刚的眉梢动了一下。何雨柱注意到了——警察知道那条巷子。
“你昨天去看了？”
“去了。”
“见到人了？”
“见到了。”何雨柱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声音比刚才低了些，但不是软弱，更像是把情绪按进了更深的地方，“我爹在院子里晒太阳。白寡妇在喂她儿子吃花生糖。”
这句话说完，整个办公室安静了好几秒。那个一直站在赵刚身后没说话的高个子公安忽然把脸转向窗外，喉结上下滚了一下。周副主任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收了回去。
赵刚没有在这些细节上多做停留。他把笔记本翻开，笔帽拧下来，开始记录。他的字写得很快，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响，像老鼠啃木头。
“何大清走的时候留了什么？”
“一封信。”何雨柱从口袋里掏出来，递过去。信纸已经皱得不成样子，折叠处磨出了毛边，但字迹还能看清。赵刚接过来，一目十行看完，眉头拧了起来。他把信递给身后的同事，那人看了两眼，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遗弃行为认定是清楚的。”赵刚合上笔记本，站起来。他个子高，站起来之后整个人的压迫感就出来了，但说话的语气还是平的，像是在陈述一桩再普通不过的案件，“《婚姻法》有明确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他写了这封信，自己跑了，中断抚养——这就是遗弃。”
何雨水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听得很清楚：“会抓他吗？”
赵刚低头看她。九岁的小姑娘仰着脸，眼眶有点红，但没哭。她的眼睛跟她哥很像，眼型偏长，瞳仁黑，看人的时候不躲。赵刚见过很多报案人，哭的闹的跪下的都有，但像这对兄妹这样安静的，不多。
“要看情况。”他说，“我们先去做笔录，然后去双井巷找他。”
“我跟你们去。”何雨柱说。
赵刚看了他一眼。这一眼比之前任何一次打量都要长，好像在看什么不太寻常的东西。但他没有反对，只是点了点头：“可以。但到了地方你站后面，不要冲动。”
“我不冲动。”何雨柱说，“我要是冲动，昨天就踹门了。”
赵刚的嘴角动了动，没接话。
从街道办到城隍庙街派出所的路不算远，走了不到一刻钟。派出所是个老院子，门口挂了块白底黑字的木牌，门洞里停着两辆自行车，一辆链条掉了，一辆座垫破了口。院子不大，青砖铺地，正对面是一排平房，窗户玻璃擦得还算干净。
赵刚把他们带进靠东的一间屋子。屋里陈设简单——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角立着个铁皮柜、墙上贴着几张通缉令和一张褪了色的辖区地图。桌上搁着一只搪瓷茶缸，茶垢厚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空气里有股淡淡的烟味，混着煤炉子的硫磺气。
“坐。”赵刚指了指椅子。他自己坐到桌子对面，把笔记本摊开，钢笔重新握在手里。高个子公安靠在门口，点了一根烟，烟雾在晨光里慢慢散开。
笔录做得很仔细。赵刚问得很细——何大清的姓名、年龄、籍贯、离开四九的大概时间、白寡妇的全名和住址、何雨柱兄妹的出生年月、在哪个学校读书、家里是否还有其他亲属。何雨柱一一回答，条理清楚，没有一处含糊。有些问题他答不上来的，就老实说不知道，不乱编。
赵刚问何雨水的时候，语气明显放缓了些。但何雨水回答得比预想中要镇定，只是在说到“爹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这句话时，声音颤了一下。何雨柱在桌下握住了妹妹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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