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何雨柱是被巷子里的狗叫声吵醒的。
保定的狗叫起来跟四九的不一样，嗓门更大，声音更野，像是要把整条巷子都掀翻了。他在床上躺了几分钟，听着隔壁院子里有人骂狗、狗又回了两声、最后人狗对骂的动静渐渐消停了，才翻身坐起来。
何雨水已经醒了，正坐在对面床上梳头。她的头发又细又软，编辫子的时候总要费好大劲才能把碎发拢住。此刻她嘴里咬着皮筋，双手在脑后忙活，看见哥哥起来了，含糊不清地说了句“哥早”。
“早。”何雨柱穿好鞋，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城隍庙街已经完全醒了。卖豆腐脑的挑子停在巷口，热气在晨光里白生生地往上冒。对面裁缝铺的老板娘正往门口泼水，哗啦一声，青石板路面上溅起细碎的水花。远处有钟楼的钟声传来，七下，不急不缓。
何雨柱从布包里掏出昨天在旅馆隔壁买的两个烧饼，递给妹妹一个。烧饼是昨晚的，凉了一宿，咬起来硬得硌牙，但两人都没说什么，就着凉白开一口一口地啃完了。
吃完早饭，何雨柱把布包里的东西重新整理了一遍。粮本、户口本、他自己的工分记录、何雨水的学生证——每一样都拿油纸包好，再用一块蓝布裹了，塞进棉袄内侧的夹层里。这些纸片是他们在四九的全部生活证明，也是今天最重要的东西。
何雨水在旁边看着，忽然问：“哥，到了街道办怎么说？”
何雨柱系好棉袄扣子，把领子翻整了翻，让布包看不出痕迹。“昨天不是教过你了吗？”
“我怕忘。”何雨水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万一人家问我的话，我怕说错。”
“你不用说太多。”何雨柱在她面前蹲下来，平视着妹妹的眼睛，“人家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不会的就说不知道，不用编。剩下的哥来说。”
何雨水看着他的眼睛，点了点头。那双眼睛是深褐色的，在晨光里透着一层细细的光泽，像是浸过水的栗子壳。她不懂什么是遗弃罪，也不完全明白哥哥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找爹——在她心里，爹既然不要他们了，那就算了，顶多是夜里偷偷哭几场，哭完了日子还得照样过。
但哥哥说要来，她就跟着来了。
何雨柱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走吧。”
两人出了旅馆。胖老板娘正蹲在门口择菜，看见他们出来，拿眼神打量了一番。昨天这两位客人住进来的时候她就觉得稀奇——一个半大少年带着个更小的小姑娘，没大人跟着，布包里的东西看着也不多，不像是探亲，更不像是什么正经事。
“退房。”何雨柱把钥匙搁在柜台上。
老板娘擦了擦湿手站起来，接过钥匙往账本上划了一笔，没多问。这年头南来北往的人多，什么样的人都有，做生意的、逃难的、找人办事的，城隍庙街上每天都有新面孔。她收了房钱，随口说了句“慢走”，又蹲回去继续择菜了。
街道办在城隍庙街往南三条巷子的十字路口上，是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老房子，楼下的门脸上挂着两扇带玻璃的木门，门口钉了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保定市城南区城隍庙街道办事处。
何雨柱站在街对面看了几秒钟。这栋房子比他想象的要气派一些，门是新的，窗户擦得亮堂堂的，玻璃后面隐隐约约能看到有人在走动。门口停了两辆自行车，其中一辆的后座上还绑着个公文包，皮子磨得发亮。
“就是这儿？”何雨水问。
“就是这儿。”
何雨柱牵着妹妹穿过街道，推开那扇玻璃门。门轴上了油，推起来无声无息的，倒是门后的一串铃铛响了，叮叮当当几声脆响，惊动了里面的人。
一楼是一间大开间，摆了三张木头办公桌，每张桌子上都堆满了文件和纸张，有的用铁夹子夹着，有的用橡皮筋扎着，最多的用一块镇纸压着。靠墙的柜子里塞满了档案袋，牛皮纸的、旧报纸的、白纸糊的，鼓鼓囊囊的活像一只只张着嘴的蛤蟆。
靠门最近的那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戴蓝布袖套的中年妇女，正低头写字，听见铃铛响抬起头来，脸上的表情是例行公事的那种平淡。
“什么事？”
何雨柱松开妹妹的手，往前走了两步，站到那张桌子跟前。他的背挺得很直，棉袄的领子严丝合缝地扣着，整个人看起来比他实际的岁数要老成得多。
“我们是四九城来的，”他说，声音不高不低，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我父亲扔下我们兄妹跑了，跑到你们辖区了。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我跟妹妹没法生活，请组织做主。”
中年妇女的笔停在纸上，墨迹洇开了一小团。她看着眼前这个半大少年，嘴巴微微张开又合上，像是没想到会听到这样一套说辞。
办事处的另两个工作人员也停下了手里的活。靠窗那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儿，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盯着何雨柱看。最里面那张桌子后面坐着的是一男一女，看起来都是四十来岁的样子，男的正端着一杯热水，杯子搁在嘴边忘了喝，女的则皱着眉头，把手里的一叠文件放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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